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仓廪，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东方先生摇头长叹，抬头回答说：“其中原因不是您所能详知的啊！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岂可同日而语！苏秦、张仪之时，周天子已毫无权威，诸侯们不再甘心称臣，各自以实力图强，争权夺利，以致互相吞食，兼并而为十二国，一时未分雌雄。在这种形势之下，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游说之士得以通行天下。他们身处显要地位，珍珠财宝充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