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授受不親，出自《孟子·離婁上》：「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神情民？』孟子曰：『禮也。』」授，給予；受，接受。從字面意義上看，指男女不能互相親手遞受物品。它源自儒家思想中關於「禮教」的強制規定，並隨著儒家的統治地位和理學的延伸，而逐步成爲封建社會男女交往的基本準則。
關於男女大防最早做出總結和具體描述的是儒家典籍《禮記》，在《曲禮》篇有這樣的規定：「男女不雜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向，……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返），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男女授受不親」並不僅限於陌生的異性之間，甚至於直系親屬兄弟也必須遵守著一定距離之外接觸的準則，而這種準則就如同是矩尺，嚴苛而強硬地將古代男女限定在一個框架之內，如《內則》篇所記載的對家庭內部男女相處所做的要求：「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古代的男子們，尤其是儒學家們從《禮記》中獲取靈感，愈加在起臥坐行的各個細節上，精確地限制著男女之間的交往。如宋代司馬光的《涑水家儀》中，也有這樣的規定：「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宮，傳致內外之物。」
事實上，《禮記》上所述的嚴防死守，古代人在具體實行時候並沒有那樣嚴格。如《漢書》中就有周昌拒絕劉邦廢太子的提議後，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昌詭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無獨有偶，蔡邕的女兒蔡文姬從匈奴被贖回後再嫁董祀，董祀犯法，蔡文姬光著腳、披散著頭髮，向曹操尋求幫助，曹操正在宴請賓客，聽說蔡文姬來了，就對滿屋賓客說：「故人之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就如孟子對淳于髡關於「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時的回答那樣。「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禮教也並不是不知變通的，既然可以變通，也就不是必須完全履行的。
想當然耳，男女大防並不是從文明產生時就出現的，而是古代文明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上古時期男女交際自由，在《楚辭》和《詩經》中多有描述。然而隨著父系社會男性權利的逐步深化，尤其是進入宗法社會後，女性漸漸淪爲男性的附庸，子女漸漸成爲父母的僕役。毫無人身自由可言，也就談不上人性的自然發展。只有在先民留傳下來的特定節日裡，源自於華夏種族對傳統和習俗的尊重，男女之間才能被允許有適量的交往。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禮教並沒有因文明的開化而放開限制，反而如死屍般老而愈僵，在宋代理學興起之後更是漸漸扭曲起來。如《明史·烈女傳》載：「陳節婦，安陸人。適李姓，早寡。孑然一身。歸父家，守志坐臥小樓，足不下樓者三十年。臨終，謂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樓舉之，氣絕窬時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輩至此？』家人驚怖而下。」此夫人嚴守男女大防，以至於在死後還不許男子擡她的屍體。漢代宣揚的烈女，有維護禮儀的召南申女、宋恭伯姬等；宋代宣揚的烈女，是不畏強權暴虐的勇氣化身；而明代的烈女，卻爲歌頌「男女大防」甚至不惜杜撰出死而復生的情節，這不得不說是思想上的退步，也爲一個主流思想的覆滅埋下了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