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林社

每一節文末的注釋只是表示：文中的事實全部都有根據，並不是虛構的小說。對歷史研究沒有興趣的讀者們大可略過注釋不讀。

在距離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區之中，過去三百多年內出了兩位與中國歷史有重大關係的人物。最重要的當然是出生於廣東中山縣 （原名香山） 的孫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於廣東東莞縣的袁崇煥。 (註：袁崇煥的籍貫，像中國許多名人一樣，後人有很多爭論，好像湖北襄陽與河南南陽要爭諸葛亮是他們那地方的人。據楊寶霖先生根據多種資料考證，以及閻崇年先生親身前往廣東、廣西兩地調查研究，比較可靠的結論是：袁崇煥原籍廣東東莞水南村，他也自稱是東莞人。他的祖父袁西堂是商人，於明嘉靖初年自東莞來到廣西梧州府藤縣四十三都白馬鄉，見當地山水清佳，便定居於該地，妻子何氏，生子袁子朋（或作子鵬）。子朋生三子，長子崇煥、次子崇燦（另說崇燦是長兄，崇煥爲次子）、三子崇煜，有六名孫子，都是「兆」字輩，十一世孫才是「承」字輩，有袁承芳、承楊、承樞、承柏、承洪、承濟等人。據閻崇年先生考據，袁崇煥生於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四月廿八日（陽曆六月六日）。他家所在地白馬鄉（原名蓮塘村）鄰近平南縣，所以廣西平南縣誌也有說他是平南人的。他是廣西藤縣人還是平南人仍有爭執，因文獻記載中兩種說法都有。他於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考中進士，「萬曆己未科進士題名記：第三甲第四十名，袁崇煥，廣西藤縣。」考進士時報的籍貫是廣西藤縣。（以上資料見閻崇年、俞三東編《袁崇煥資料集錄》，廣西民族出版社）)

我在閱讀袁崇煥所寫的奏章、所作的詩句，以及與他有關的史料之時，時時覺得似乎是在讀古希臘劇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劇。袁崇煥真像是一位古希臘的悲劇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氣，和敵人作戰的勇氣，道德上的勇氣。他沖天的幹勁，執拗的蠻勁，剛烈的狠勁，在當時猥瑣委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顯得突出。

袁崇煥，字元素，號自如。「煥」，是火光，是明亮顯赫、光采輝煌；「素」是直率的質樸，是自然的本性；「自如」，是不受羈絆，任意所之。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揮灑自如的作風，的確是人如其名。這樣的性格，和他所生長的那不幸的時代構成了強烈的矛盾衝突。古希臘英雄拼命掙扎奮鬥，終於敵不過命運的力量而垮了下來。打擊袁崇煥的不是命運，而是時勢。雖然，時勢也就是命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像希臘史詩與悲劇中那些英雄們一樣，他轟轟烈烈的戰鬥了，但每一場戰鬥，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劇結局。

希臘史詩《伊里亞特》記述赫克托和亞契力斯繞城大戰這一段中，描寫衆天神拿了天平來秤這兩個英雄的命運，小時候我讀到赫克托這一端不及對方的份量，天神們決定他必須戰敗而死，感到非常難過，「那不公平！那不公平！」過了許多歲月，當我讀到滿清的皇太極怎樣設反間計、崇禎和他的大臣們怎樣商量要不要殺死袁崇煥，同樣有劇烈的悽愴之感。

歷史家評論袁崇煥，著眼點在於他的功業、他對當時及後世的影響、他在明清兩個朝代覆亡與興起之際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來，我幾乎每天都寫一段小說，又寫一段報上的社評，因此對歷史、政治與小說是同樣的感到興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煥的一生之時，他強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業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體說來，清朝比明朝好得多。從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個君主，他們的總平均分數和明朝十六個皇帝相比，我覺得在數學上簡直不能比，因爲前者的是相當高的正數，後者是相當高的負數。對於滿族人入主中國一事，近代的評價與前人也頗有改變。所以袁崇煥的功業，不免隨著時代的進展而漸漸失卻光采。但他英雄氣概的風華卻永遠不會泯滅。正如當年春秋戰國時七國紛爭的是非成敗，在今天已沒有多大意義了，但孔子、介子推、藺相如、廉頗、屈原、信陵君、荊軻等等這些人物的生命，卻超越了歷史與政治。

《碧血劍》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個平凡人物。他沒有抗拒艱難時世的勇氣和大才，奮戰一場而受了挫折後逃避海外，就像我們大多數在海外的人一樣。

袁崇煥卻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氣，籠蓋當世，即使他的缺點，也是英雄式的驚世駭俗。他比小說中虛構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氣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鋒銳絕倫、精剛無儔的寶劍。當清和昇平的時日，懸在壁上，不免會中夜自嘯，躍出劍匣。在天昏地暗的亂世，則屠龍殺虎之後，終於寸寸斷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個君主在臨死之時，都深深感到了失敗的屈辱：崇禎、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 （如果他不是被人謀殺的，那麼是惟一的例外） 、蒙古人的首領林丹汗、朝鮮國王李佑，始終是死路一條的將軍和大臣 （奮勇抗敵的將軍與降敵做漢奸的將軍，忠鯁正直的大臣與奸佞無恥的大臣，命運沒太大分別，但在一個比較溫和的時代，奸臣卻 常常能得善終，例如秦檜） ，憤怒不平的知識份子，領不到糧餉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飢餓流離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與勇氣的英雄人物：楊漣、熊廷弼、孫承宗、李自成、史可法、袁崇煥。

在那個時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無法想像的苦難。在山東的大饑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屍體，母親吃了兒子的屍體。那是小人物的悲劇，他們心中的悲痛，一點也不會比英雄們輕。不過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們卻勇敢地奮戰了一場，在歷史上留下了痕跡。英雄的尊嚴與偉烈，經過了無數時日之後，仍在後人心中激起波瀾。

一

這個不幸的時代，是數十年腐敗達於極點的政治措施所累積而成的。

我書架上有一部英國歷史家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是三卷注釋本。 (註：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Heritage Press，New York．) 書脊上繪著羅馬式建築的兩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頭上有些殘缺破損，第二卷的柱子殘損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這象徵一個帝國的衰敗和滅亡，如何一步步的發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這樣。

明朝的覆滅，開始於神宗。 (註：這是後世論者的共同意見。《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趙翼《廿二史札記·萬曆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雲。」清高宗題明長陵神功聖德碑：「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啓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爲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

神宗年號萬曆，是明朝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爲他做皇帝的時候實在太久，所以對國家人民所造成的禍害也特別大。他死時五十八歲，本來並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歲，成祖六十五歲，世宗六十歲。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後來大概更抽上了鴉片。鴉片沒有縮短他的壽命，卻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懶惰，一定是出於鴉片的影響。

然而萬曆初年，卻是中國歷史上最光彩輝煌的時期之一。近代中西學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藝品，有這樣一個共通的意見：在中國國力最興盛的時期，所製作的瓷器最精采。萬曆年間的瓷器和琺瑯器燦爛華美，精巧雅致，洵爲罕見的傑作。因爲萬曆最初十年，張居正當國，他是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精明能幹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時只有十歲，一切聽母親的話。兩宮太后很信任張居正，政治上權力極大的司禮太監馮保又給張居正籠絡得很好，這些有利的條件加在一起，張居正便能放手辦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張居正是大學士，名義是首輔，實際權力等於是宰相。

從萬曆元年到十年，張居正的政績燦然可觀。他重用名將李成梁、戚繼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異族每次入侵都大敗而歸，只得安份守己而和明朝進行和平貿易。南方少數民族的武裝暴動，也都一一給他派人平定。沿海長期侵騷的倭寇給戚繼光等名將打退，江南平靖富庶。國家富強，儲備的糧食可用十年，庫存的盈餘超過了全國一年的歲出。交通郵傳辦得井井有條。清丈全國田畝面積，使得稅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樣由窮人負擔過份的錢糧而官僚豪強卻不交賦稅。他全力支持工部尚書潘季馴，將泛濫成災的黃河與淮河治好，將水退後的荒地分給災民開墾，免稅三年。官僚的升降制度執行得很嚴格，嚴厲懲辦貪汙。

在那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那時歐洲的文人學士在提到中國的時候，無不欣慕嚮往。他們佩服中國的文治教化、中國的考試與文官制度，佩服中國的道路四通八達， (註：十六世紀後期來到中國遊歷的歐洲人，如G．Pereira，G．da Gruz，M．de Rada等人著書盛讚中國。他們拿中國的道路、城市、土地、衛生、貧民生活等和歐洲比較，認爲中國好得多。見A．P．Newtor，ed．，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C．R．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等書。直到一七九八年，馬爾塞斯在《人口論·第一篇》中還說中國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國家。萬曆年間來到中國的天主教教士利馬竇等人更盛讚中國的文治制度，認爲舉世無出其右。參閱L．J．Gallagher，S．J．t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佩服中國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歐洲貧民好得多。萬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後，英國才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再過三十八年，英國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號」到達美洲；再過六十一年，五歲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國的王座。那時莎士比亞只有十六歲，還在英國的樹林裡偷人家的鹿。八十三年後，倫敦由於太汙穢、太不衛生，爆發了恐怖的大瘟疫。在萬曆初年，北京、南京、揚州、杭州、蘇州這些就像萬曆彩瓷那樣華美的大城市，在外國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樣。

中國的經濟也在迅速發展，手工業和技術非常先進。在十五世紀時，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產棉區之一。由於在正德年間開始採用了越南的優良稻種，農田加辟，米產大增，尤其是廣東一帶。因爲推廣種植水稻，水田中大量養魚，瘧蚊大減， (註：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p．249．) 嶺南向來稱爲瘴癘的瘧疾已不像過去那樣可怕，所以兩廣的經濟文化也開始迅速發展。

可是君主集權的絕對專制制度，再加上連續四個昏庸腐敗的皇帝，將這富於文化教養而勤勞聰明的一億人民、這舉世無雙的富強大國推入了痛苦的深淵。專制政治制度對國家、人民、社會的大害，在明朝末年表現得最明顯。

張居正於萬曆十年逝世，二十歲的青年皇帝自己來執政了。皇帝追奪張居正的官爵，將他家產充公，家屬充軍，將他長子逼得自殺。

神宗是相當聰明的，而且喜歡讀書。中國歷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聰明，隋煬帝、宋徽宗、李後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聰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議的懶惰，不可思議的貪婪。皇帝懶惰本來並不是太嚴重的毛病，他只須任用一兩個能幹的大臣，什麼事情都交給他們去辦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軌道些，中國歷史上不乏「主昏於上，政清於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懶惰之外還加上要抓權，幾十年中自己不辦事，也絕對不讓大臣辦事。這在世界歷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絕後。

做了皇帝，要什麼有什麼，神宗不喜愛女色，不任用外戚，不迷信宗教，不妄求長生；並不多所猜忌而殘忍好殺；也不窮兵黷武，好大喜功；他並不異想天開，荒唐胡鬧；並不大興土木，構築宮室，奢侈浪費；並不信用宦官，任由弄權。中國歷代許多昏君的重大缺點，他倒沒有。他所追求的只是對他最無用處的金錢。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個成功的商人，他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們有的陰狠毒辣，有的胡鬧荒唐，但沒一個是這樣難以形容的貪婪。因此近代有一位歷史學者推想，他這性格是出於母系的遺傳。他母親是個小農的女兒。 (註：朱東潤《張居正大傳》：「從明太祖到神宗這一個血脈里，充滿偏執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親是山西一個小農底女兒。小農有那一股貪利務得的氣息，在一升麥種下土以後，他長日巴巴地在那裡計算要長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麥。成日的精神，集中在這一點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於天性，也許只可這樣地解釋。」（三一七頁）但說小農嗜利，似乎不大妥當。小農種麥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資料，不能說是嗜利。一般來說，富農大概比小農更嗜利，否則做不成富農。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父親武清伯李偉，本來做泥水匠。)

皇帝貪錢，最方便有效的法子當然是加稅。神宗所加的稅不收入國庫，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庫房，稱爲「內庫」。他加緊徵收商稅，那是本來有的，除了書籍與農具免稅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稅百分之三。他另外又發明了一種「礦稅」。

大批沒有受過教育、因殘廢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監，作爲皇帝的私人徵稅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礦稅。只要「礦稅使」認爲什麼地方可以開礦，就要地產的所有人交礦稅。這些太監無惡不作，隨帶大批流氓惡棍，到處敲詐勒索，亂指人家的祖宗墳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說地下有礦藏，要交礦稅。 (註：礦稅的稅率是胡亂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說萬曆時的礦稅是礦產價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礦場已經停閉，礦主每年仍須按舊稅率繳稅。p．199．) 結果天下騷動，激起了數不盡的民變。這些御用徵稅的太監權力既大，自然就強橫不法，往往擅殺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個太監高淮奉旨去遼東征礦稅、商稅，搜括了士民的財物數十萬兩，逮捕了不肯繳稅的秀才數十人，打死指揮，誣陷總兵官犯法。神宗很懶，什麼奏章都不理會，但只要是和礦稅有關的，御用稅監呈報上來，他立刻批准。

搜括的規模之大實是駭人聽聞。在萬曆初年張居正當國之時，全年歲入是白銀四百萬兩左右， (註：據張居正奏疏《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 皇宮的費用每年有定額一百二十萬兩，稱爲「金花銀」，已幾占歲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單在萬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內，就搜括了礦稅商稅二百萬兩。這還是繳入皇帝內庫的數目，太監和隨從吞沒的錢財，又比這數字大得多。據當時吏部尚書李戴的估計，繳入內庫的只十分之一、太監剋扣十分之二、隨從瓜分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機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貪婪並駕齊驅的是他的懶惰。

鴉片煙這種麻醉品，對中國最大的危害，自明神宗開始。鴉片之毒破壞人的神經中樞與意志力，它首先破壞的，正是中國的神經中樞——皇帝的神經中樞。

在神宗二十八歲那年，大學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說：一年之間，臣只見到天顏兩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議，也和別的官員的奏章一樣，皇上完全不理。

這種情形越來越惡化，到萬曆四十二年，首輔葉向高奏稱：六部尚書中，現在只剩下一部有尚書了，全國的巡撫、巡按御史、各府州縣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寫得十分激昂，說現在已經中外離心，京城裡怨聲載道，大禍已在眼前，皇上還自以爲不見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來的聖帝明王都沒有這樣妙法吧。 (註：葉向高奏：「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 神宗抽飽了鴉片，已經火氣全無。這樣的奏章，如果落在開國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裡，葉向高非殺頭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錢可括，給大臣譏諷幾句、甚至罵上一頓，都無所謂。

萬曆年間的衆大臣說得上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人上奏，說皇上這樣搞法，勢必民窮財盡，天下大亂； (註：二十七年，吏部侍郎馮琦奏：「自礦稅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中使銜命，所隨奸徒千百……遂令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內，搜括公私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不至民困財殫，激成大亂不止。伏望急圖修弭，無令赤子結怨，青史貽譏。」) 有人說陛下是放了籠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 (註：工科給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饜羣黎，逸圈內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憤無處得伸，鬱結無時可解。」) 有人說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滿屋子都是金銀珠寶，又有誰來給你看守？ (註：鳳陽巡撫李三才奏：「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叛土崩，小民皆爲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爲守之？」) 有的指責說，皇上欺騙百姓，不免類似桀紂昏君； (註：給事中田大益奏：「內臣務爲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邱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用，反致缺損。……四海之人方反脣切齒，而冀以智計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奮自賢，沉迷不返，以豪璫奸弁爲腹心，以金錢珠玉爲命脈……即令逢干剖心，皋夔進諫，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驅率狼虎，飛而食人……夫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積金玉珠寶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寶哉？」) 有的直指他任用肆無忌憚之人，去乾沒有天理王法之事； (註：吏部尚書李戴奏：「今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殣相望，村空無煙。……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時賦稅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查稽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王法之事。」) 有的責備他說話毫無信用。 (註：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 臣子居然膽敢這樣公然上奏痛罵皇帝，不是一兩個不怕死的忠臣罵，而是大家都罵，那也是空前絕後、令人難以想像的事。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神宗對這些批評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記載，往往說「疏入，上怒，留中不報」。留中，就是不批覆。或許他懶得連罰人也不想罰了，因爲罰人也總得下一道聖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拼命搜括的作風絲毫不改。同時爲了對滿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賦。皇帝搜括所得都存於私人庫房 （內庫） ，政府的公家庫房 （外庫） 卻總是不夠錢，結果是內庫太實，外庫太虛。 (註：萬曆四十四年，給事中熊明遇疏：「內庫太實，外庫太虛。」)

在這樣窮凶極惡的壓榨下，百姓的生活當然是痛苦達於極點。

神宗除了專心搜括之外，對其他政務始終是絕對的置之度外。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鳳翀的奏章中說：皇上不見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以上⑧至⑮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見《明史》或《明通鑑》。）

二

就在這時候，滿清開始崛起。萬曆四十五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發兵攻明，次年攻占遼東重鎮撫順。明兵大敗，總兵官張承蔭戰死，萬餘兵將全軍覆沒。

四十七年，遼東經略楊鎬率明軍十八萬，葉赫 （滿清的世仇） 兵二萬，朝鮮 （中國的屬國） 兵二萬，兵分四路，大舉攻清。清兵八旗兵約六萬人，集中兵力，專攻西路一軍。西路軍的總兵官杜松是明軍的勇將，平時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脫去衣衫，將滿身的累累刀槍瘢痕向人誇示。出兵之時，他脫去上身衣衫，在城中遊街，百姓鼓掌喝采。

西路這一仗，稱爲「薩爾滸之役」，明軍有火器鋼炮，軍火銳利得多。但杜松有勇無謀，他是統兵六萬的兵團司令，卻打了赤膊，露出全身傷疤，一馬當先的衝鋒。大概他是《三國演義》的讀者，很羨慕「虎癡」許褚的勇猛。在《許褚裸衣斗馬超》這回書中，描寫許褚「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果然威風得緊。但不知他記不記得許褚這場狠斗，結果是「操兵大亂，許褚背中兩箭」？有趣的是，小說的評註者評道：「誰叫汝赤膊？」

明清兩軍列陣交鋒之時，突然天昏地暗，數尺之外就什麼也瞧不見了。杜松又犯了一個大錯誤，下令衆軍點起火把。這一來，明軍在光而清軍在暗，明軍照亮了自身，成爲清兵的箭靶子。努爾哈赤統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兒子代善和皇太極各統一旗在右翼側攻。結果杜松的遭遇比許褚慘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當真是「誰叫汝赤膊？」總兵官陣亡，明軍大亂，六萬兵全軍覆沒。

努爾哈赤採取了「集中主力，各個擊破」的正確戰略，一個戰役、一個戰役的分開來打。明軍北路總兵官馬林、東路總兵官劉紝二人大敗陣亡，朝鮮都元帥率衆降清。

劉紝是當時明朝第一大驍將，打過緬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鮮對抗日本入侵，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內。他所用的鑌鐵刀重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爲「劉大刀」。他的大刀比關羽的八十一斤青龍偃月刀還重了三十九斤。據說他能單手舉起一張擺滿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廳中繞行三圈。連杜松、劉紝這樣的驍將都被清兵打死，明軍將士心理上受到的打擊自然沉重之極，提到滿清「辮子兵」時不免談虎色變。

這場大戰是明清兩朝興亡的大關鍵，而勝敗的關鍵在於：第一、明方的主帥楊鎬是文官，完全不懂軍事。第二、明朝政事腐敗已達極點，軍事的組織與制度也廢弛不堪，軍隊久無訓練，軍械破敗殘缺，完全沒有必要的軍事準備。 (註：崇禎時任大學士的徐光啓在《庖言》中說：滿洲人舊都北門，居住的大都是鐵匠，延袤數里。在當時那便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兵工廠組合了。因此滿洲兵的盔甲精良，頭盔、面具、護臂、護手，都是精鐵所制，馬匹的要害處也有精鐵護具。但明兵盔甲卻十分簡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餘部份全無保護。滿洲兵衝到近處，專射明兵的臉及脅，中箭必死。又據當時明人程令名說，努爾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門外則鐵匠居之，專治鎧甲；南門外則弓人、箭人居之，專造弧矢。」)

楊鎬全軍覆沒，朝廷派熊廷弼去守遼東。

萬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剛出山海關，鐵嶺已經失陷，瀋陽及附近諸城堡的軍民紛紛逃竄。熊廷弼兼程進入遼陽。經過神宗數十年來的百事不理，軍隊紀律蕩然，士無鬥志，騎兵故意將馬匹弄死，以避免出戰，只要聽到敵軍來攻，滿營兵卒就一鬨而散。熊廷弼面臨的局面實在困難已極。 (註：熊廷弼於八月廿九日上書朝廷，陳述遼東明軍情況：「殘兵……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而又去其半……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敗久廢之人，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膽喪者……見在馬一萬餘匹，多半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致死，備充步兵，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死者。……堅甲利刃，長槍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弦，所持箭皆無羽無鏃，刀皆缺鈍，槍皆頑禿。甚有全無一物而借他人以應點者。又皆空頭赤體，無一盔甲遮蔽。……聞風而逃，望陣而逃，懼戰而逃。頃聞北關信息，各營逃者日以千百計。如逃止一二營或數十百人，臣猶可以重法繩之。今五六萬人，人人要逃。雖有孫吳軍令，亦難禁止。」) 軍餉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還是拼命拖欠，不肯發餉。 (註：萬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爲「一」字）月赴戶部，領餉二十萬兩，十二月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領餉十五萬兩，俱無發給……豈軍到今日尚不餓、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邊事到今日尚不急耶？軍兵無糧，如何不賣襖褲雜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他說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是客氣的說法，漠然不動一念的，當然是皇帝自己。)

神宗見邊關上追餉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終不肯掏自己腰包，結果想出了一個對策：再加田賦百分之二。連同以前兩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賦，未必就拿來發軍餉，皇帝的基本興趣是將銀子藏之於內庫。

邊界上的警報不斷傳來，羣臣日日請求皇帝臨朝，會商戰守方略。皇帝總是派太監出來傳諭：「皇上有病。」吏部尚書趙煥實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說：「將來敵人鐵騎來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宮中推說有病、就此令敵人退兵嗎？」 (註：「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郊，陛下能高拱深宮，稱疾卻之乎？」) 神宗看了這道諷刺辛辣、實已近乎謾罵的奏章，只是心中懷恨，卻說什麼也不肯召開一次國防會議。

神宗搜括的銀錠堆積在內庫，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 (註：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言：「內庫十萬兩內五萬九千兩，或黑如漆，或脆如土，蓋爲不用朽蠹之象。」) 就是不肯拿出來用。但他終於死了，千千萬萬的銀兩，一兩也帶不去。 (註：中共發掘帝皇墳墓，偏偏揀中了神宗的「定陵」，改建爲博物館，稱爲「地下宮殿」。)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經得很！

三

神宗死後，兒子光宗常洛只做了一個月皇帝就因誤服藥物而死。光宗的兒子朱由校接位，歷史上稱爲熹宗，年號天啓。

光宗做皇帝的時間極短，留下的麻煩卻極大，明末三大案梃擊、紅丸、移宮，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關。衆大臣分成兩派，紛爭不已。紛爭牽涉到其他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對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論是對是錯，總是拿來激烈攻擊一番。

熹宗接位時虛歲十六歲，其實不滿十五歲，還是個小孩子，他對乳母客氏很依戀。這個客氏很喜歡弄權，在宮裡和太監魏忠賢有點古怪的性關係。宮裡太監和宮女很多，爲了寂寞而互相安慰，大家私下戀愛，然而太監是閹割了性機能的陰陽人，所以這既不是異性戀愛，又不是同性戀，當時稱爲「對食」，意思說不能同牀，只不過相對吃飯，互慰孤寂而已。魏忠賢做了客氏的對食，漸漸掌握了大權。

熹宗是個天生的木匠，最喜歡做的事，莫過於鋸木、刨木、油漆而做木工，手藝高明得很。他做過一座宮殿的小模型，唯妙唯肖，精巧異常。魏忠賢總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貫注之時，拿重要奏章去請他批閱。熹宗怎肯放下心愛的木工不理？把手一揮，說道：「別來打擾，你瞧著辦去吧。」於是魏忠賢就去瞧著辦了，越來越無法無天。

朝里自有一批諂諛無恥之徒去奉承他，到後來，魏忠賢成了實際上的皇帝。熹宗是「萬歲」，有些官員見了魏忠賢叫「九千歲」，表示他只比皇帝差了一點兒。到後來，個人崇拜更大張旗鼓，搞得如火如荼，全國各地爲魏忠賢建生祠。本來，人死了才入祠堂，可是他「九千歲」老人家活著的時候就起祠堂，祠中的神像用真金裝身，派武官守祠，百官進祠要對他神像跪拜，那是貨真價實的個人崇拜。

魏忠賢本來是個無賴流氓，年輕時和人賭錢，大輸特輸，欠了賭帳還不出，給人侮辱追討，實在吃不消了，憤而自己閹割，進宮做了太監。他不識字，但記心很好，是個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賭棍。當世第一大國的軍政大權卻落在這樣的人手裡。

熊廷弼在遼東練兵守城，招撫難民，整肅軍紀，修治器械，把局面穩定下來。他所接手的那個爛攤子，給他整頓得有些像樣了。滿清見對方有了準備，就不敢貿然來攻。但朝里敵對一派的大臣卻來跟他過不去，不斷上奏章攻擊，說他膽小，不敢出戰；說他無能，不能盡復失地。於是朝廷革了熊廷弼的職，聽候查辦，改用袁應泰做統帥。

袁應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一生修堤治水，救濟災民，大有功勞。他性格寬仁，辦事勤勉，打仗卻完全不會。滿清努爾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職，大喜過望，便領兵來攻。袁應泰率軍應戰，七萬兵大潰。清兵占領瀋陽，又擊破了明軍的兩路援軍，再攻遼陽。明兵又大敗，滿兵取得軍事要塞遼陽。

軍事局勢糟糕之極，朝廷束手無策，只好再去請熊廷弼出來，懲罰了一批上次攻擊他的官員，算是給他平氣。可是兵部尚書張鶴鳴和熊廷弼意見不合，只喜歡馬屁大王巡撫王化貞，囑咐王化貞不必服從熊廷弼指揮。

王化貞向朝廷吹牛，只須六萬兵就可將滿清一舉蕩平。朝廷居然信了他的。熊廷弼極力認為準備不足，不可進攻。兵部尚書卻一味袒護王化貞。於是王化貞領兵十四萬出戰，一交鋒全軍潰沒。清兵攻占堅城廣寧。總算熊廷弼領了五千兵殿後，保護難民和敗兵數十萬退入山海關。朝廷不分青紅皂白，將王化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張鶴鳴免職。

到這時爲止，明清交鋒，已打了三場大仗。每一仗明軍都是大敗。

明兵的戰鬥力固然不及清兵，但也不是不能打，不肯打。每一個大戰役，總兵官都陣亡，副將、參將也大都陣亡。明兵人數都超過清兵數倍，武器更先進得多，有火器。三個大戰役的失敗，主因都是在於軍隊沒有準備、缺乏訓練、軍紀不良，以及主帥戰略不當，指揮錯誤。軍務廢弛，士氣低落，當然也是由於統帥失責。

以中國之大，爲什麼經常缺乏有才能的統帥？根本癥結是在明朝一個絕對荒謬的制度：由文官指揮戰役。

這個制度的根源，在於皇帝不信任武官。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將，怕他們手裡有了武力，就會搶奪皇帝的寶座，先是派文官去軍中監視，後來索性叫文官做總指揮，到後來連文官也不信任了，於是再加派太監作監軍。太監既是皇帝的心腹親信，另有一樣好處，太監沒有兒子，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做了皇帝而不能傳於子孫，做皇帝的興趣就大打折扣了。

明朝御史的權力很大，有權監察各行政部門。大學士代皇帝擬的聖旨、六部尚書所下的決定，御史都可放言批評，而且批評經常發生效力。皇帝派去監察武將的「總督」、「巡撫」，本來都是屬於「都察院」的監察官，並不是行政官。因爲監察官權大，後來就變成了總司令、總指揮。好比部隊的政委或政治主任兼任司令員。

但要做到御史，通常非中進士不可。要中進士，必須讀熟四書五經，書法漂亮，會做合乎應制規範的八股文。明朝讀書人如何廢寢忘食的學八股文、考進士，讀一下《儒林外史》就很清楚了。明朝派去帶兵、指揮大軍，和清軍猛將銳卒對抗的，卻都是這批熟讀詩云子曰、書法漂亮、八股文做得很好的進士。

明末抗清有三位名將，功勳卓著：熊廷弼是萬曆二十五年的解元 （全省考舉人第一名） ，萬曆二十六年的進士。孫承宗是萬曆三十二年的進士第二名 （榜眼） 。袁崇煥是萬曆四十七年進士。他們三個是文官，幸虧碰巧有用兵的才能。本來明末皇帝的運氣不壞，做八股文考中進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現了三個第一流的軍事家。然而文官會帶兵，那就是危險人物。明朝皇帝罷斥了其中一個 （孫承宗） ，殺死了另外兩個。

別的奉命統兵抗清的八股文專家們可就沒有軍事才能了。楊鎬，萬曆八年進士，指揮大軍，全軍覆沒。袁應泰，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指揮大軍，全軍覆沒。王化貞，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指揮大軍，全軍覆沒。

袁崇煥是在這樣的政治、經濟、軍事背景之下，去應付遼東艱巨的局面。當然，更艱巨的，是應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

背後是昏憒胡塗的皇帝、屈殺忠良的權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飢餓羸弱的兵卒和馬匹，將官不全，兵器殘缺，領不到糧，領不到餉，所面對的敵人，卻是自成吉思汗以來，四百多年中全世界從未出現過的軍事大天才努爾哈赤。這個用兵如神的統帥，創製了嚴密的軍事制度和紀律，使他手下那批戰士，此後兩百年間在全世界所向無敵。鐵騎奔馳於北陲大漠、南疆高原，擴土萬里，的的確確是威行絕域，震懾四鄰。

努爾哈赤以祖宗遺下的十三副甲冑起家，帶領了數百名族人東征西討，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國 （元朝的蒙古帝國橫跨歐亞，不能說中華帝國的領土竟有這麼大。蒙古大帝國的中國部份，遠比清朝的疆域爲小） 。清朝的疆域比漢朝、唐朝全盛時代都大得多，宋明兩朝更不能與之相比。今日中國領土中的西藏、新疆、黑龍江、台灣、青海、內蒙古等等大片土地，都是滿洲人得來的。當時外蒙古、朝鮮、越南、琉球、今日俄羅斯東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國的領土或屬地。清朝全盛時期的領土，比現在的中國大得多了。

滿洲戰士後來打敗了俄羅斯帝國的騎兵，打敗了尼泊爾的啹喀兵，打敗了蒙古兵，打敗了朝鮮兵，打敗了越南兵，間接打敗荷蘭兵 （鄭成功先打敗荷蘭兵，攻占台灣，滿洲兵再打敗鄭成功的孫子） ，在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兩百年中，無敵於天下。

滿洲當時和明帝國交戰，已接連三次殺得明軍全軍覆沒，每一個戰役都是以少勝多。努爾哈赤興兵以來，迄此時爲止，百戰百勝，從未吃過一個敗仗。

滿洲兵所以軍力強盛，幾乎戰無不勝，一來因女真人生於苦寒之地，環境惡劣，自幼即經受苛嚴之鍛鍊。成軍之後，紀律極嚴，戰陣中若首領被殺而部屬不死者，全隊齊斬，又若部屬戰死而隊首不死者，隊長處斬。軍令強迫全隊官兵共存亡，長官死則全隊俱死，部隊死則長官亦死，若不死於戰陣，事後追究亦必斬首。崇德三年八月，皇太極命多爾袞、岳托統兵伐明，宣示軍律曰：「爾等臨陣，若七旗敗走，一旗拒戰者，七旗所屬之人員，俱給拒戰之一旗；一旗敗走而七旗拒戰者，以敗走一旗人員，分給七旗。如一旗內拒戰者半，敗走者半，即以敗走者所屬人員給本旗拒戰者。」滿洲人採用八旗制的部族經濟制度時，以所俘虜的漢人爲奴隸，是主要的生產工具和財產，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性質。戰爭制度頗爲野蠻，打仗時如一旗敗走而七旗拒戰，該旗的奴隸、財產等等，全歸拒戰不退的七旗平分，敗走的一旗就無以爲生。因此一到戰鬥之時，每個戰士以身家性命作拼鬥，寧死不肯敗走。

努爾哈赤幼時在明朝大將李成梁家中爲奴，識得漢語漢文，喜讀《三國演義》與《水滸傳》。他的智略一部份是天生，一部份當是從這兩部小說中得來的。

努爾哈赤自己固然智勇雙全，他還有一大批精明驍勇的子侄， (註：努爾哈赤有十六個兒子，個個是有名的勇將。兩個侄兒阿敏與濟爾哈朗也十分厲害。) 剽悍兇猛的將領，部勒嚴整的戰士。

當時明朝有一句諺語說：「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敵。」因爲女真人熟習弓馬，強悍善戰，漢人向來不是他們的敵手。這時女真精兵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已有六萬之衆了。

袁崇煥所面對的是這樣了不起的大敵，而他卻是個書生。他會做詩，雖然詩才不敏捷，字寫得很好，文章有氣勢， (註：康有爲《袁督師遺集·序》盛稱其文字雄奇：「夫袁督師之雄才大略，忠烈武稜，古今寡比。其遺文雖寥落，而奮揚蹈厲，鶴立虹布，猶想見魯陽揮戈、崆峒倚劍之神采焉。」) 既然中了進士，八股文當然也做得不錯，詩云子曰背得很熟。相信他不會射箭，寧遠第二次大戰時，他自稱只是在城頭大聲吶喊。 (註：《明史》說熊廷弼左右手都會射箭，但沒有提到袁崇煥會武。)

努爾哈赤與袁崇煥正面交鋒之時，滿清的兵勢正處於巔峯狀態，而明朝的政治與軍事也正處於腐敗絕頂的谷底。

以這樣一個文弱書生，在這樣不利的局面之下，而去和一個縱橫無敵的大英雄對抗，居然打三場大戰，勝了三場，袁崇煥的英雄氣概，在整個人類歷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

四

袁崇煥，原籍廣東東莞，是水南鄉人，祖父移居廣西梧州藤縣白馬鄉。生於萬曆十二年 （公元一五八四年） ，他在藤縣考中秀才和舉人。

他爲人慷慨，富於膽略，喜歡和人談論軍事，遇到年老退伍的軍官士卒，總是向他們請問邊疆上的軍事情況，在年輕時候就有志於去辦理邊疆事務。 (註：關於袁崇煥的事跡，如未註明出處，主要系依據《明史·袁崇煥傳》所載。)

他少年時便以「豪士」自許， (註：袁崇煥考舉人時，有《秋闈賞月》詩，有句：「竹葉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頭。」) 喜歡旅行。他中了舉人後再考進士，大概三次落第， (註：袁崇煥於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中舉，時年二十二歲。他中舉之前，居於廣西平南，最初在平南考秀才，平南人說他冒籍，於是他改到藤縣去考，他有詩題爲《游雁洲》，唐時新進士在長安慈恩寺雁塔題名，所以「雁塔題名」表示考中，平南縣衙前河中常有雁，當地人士以雁只多少來預卜中舉人中秀才的人數，袁詩云：「煙水家何在？風雲影未閒，登科聞有兆，愧我獨緣慳。」當是落第之後所作，詩附有註：「予居平南，初應童子試，被人訐，今改籍藤縣，故云。」中舉之後，到原籍東莞去掃墓，有詩《登賢書後回東莞縣謁墓》：「少小辭鄉園，飄零二十年。敢雲名在榜，深愧祭無田，邱隴棠梨在，衣冠手澤傳。夕陽回首處，林樹郁蒼煙。」這是他原籍東莞、籍隸藤縣、幼居平南的證據。) 每次上北京應試，總是乘機遊歷，幾乎踏遍了半個中國。 (註：袁崇煥《募修羅浮諸名勝疏》：「餘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邱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車，強半在外，足跡幾徧宇內。」《下第》詩有云：「遇主人寧易，逢時我獨難。八千憐客路，三十尚儒冠。」從東莞或藤縣到北京，約言之曰八千里。) 最喜歡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談天說地，談話的內容往往涉及兵戈戰陣之事。 (註：他到浙江嵊縣遊覽時，與好友秦六郎中宵長談，有《話別秦六郎》詩：「海鱷波鯨夜不啾，故人談劍剡溪頭。言深夜半猶疑晝，酒冷涼生始覺秋。水國芙蓉低睡月，江湄楊柳軟維舟。自憐作賦非王粲，戛玉鳴金有少游。」)

明朝制度，每三年考一次進士，會試在二月初九開始，十五結束。三月初一廷試。袁崇煥於萬曆四十七年在北京參加廷試而中進士，其時三十五歲。楊鎬於該年二月誓師遼陽，三月間四路喪師。新中進士和大戰潰敗這兩件事在同一個時候發生，袁崇煥這個向來關心邊防的新進士一喜一憂，心情一定很複雜。他那時在京城，當然聽到不少遼東戰事的消息。

他中進士後，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縣。 (註：他被派到福建做知縣，首先要去謁見總督、巡撫等大官，官樣文章，耗時甚多，有詩《至閩謁大府》：「侵晨持手版，逐隊入軍門。衙鼓三聲急，官儀一面尊。人情今未熟，政事昔曾論。私謁吾何敢，歸來夜未昏。」又有詩《初至邵武》：「爲政原非易，親民慎厥初。山川今若此，風俗更如何。訟少容調鶴，身閒即讀書，催科與撫字，二者我安居。」當時做地方官的小官，目標是移風易俗、訟少刑輕，主要工作是徵收賦稅、安撫親民。袁崇煥覺得工作不難，希望清閒一點，可以多讀些書。)

天啓二年，他到北京來報告職務。他平日是很喜歡高談闊論的，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談話時，發表了一些對遼東軍事的見解，很是中肯，引起了御史侯恂 （才子侯方域的父親） 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薦他有軍事才能，於是獲升爲兵部職方司主事 （自正七品的知縣升爲正六品的主事） 。不做地方官了，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國防部去辦事。

明朝官制，兵部 （國防部） 尚書 （部長） 一人，左右侍郎 （副部長） 各一人，下面分設四個司：武選 （武官人事） 、職方 （軍政、軍令） 、車駕 （警備、通訊、馬匹） 、武庫 （後勤、訓練） 。職方司約略類似於現代的作戰司，職方司有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主事大概相當於作戰司的文職中校處長。

袁崇煥任兵部主事不久，王化貞大軍在廣寧覆沒，滿朝驚惶失措。

清兵勢如破竹，銳不可當，自萬曆四十六年到那時，四年多的時間內，覆沒了明軍數十萬大軍，攻占撫順、開原、鐵嶺、瀋陽、遼陽，直逼山海關。明軍打一仗，敗一仗，山海關是不是守得住，誰都不敢說。山海關一失，清兵就長驅而到北京了。

於是北京宣布戒嚴，進入緊急狀態。

可是關外的局勢到底怎樣，傳到北京的說法多得很，局勢越不利，謠言越多，這是人類社會的通例。謠言滿天飛，誰也無法辨別真假。就在這京師中人心惶惶的時候，袁崇煥騎了一匹馬，孤身一人出關去考察。兵部中忽然不見了袁主事，大家十分驚訝，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裡。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詳細報告關上形勢，宣稱：「只要給我兵馬糧餉，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關。」

這件事充分表現了他行事任性，很有膽識，敢作敢爲而腳踏實地，但狂氣也是十足。若在平時，他上司多半要斥責他擅離職守，罷他的官，但這時朝廷正在憂急彷徨之際，聽他說得頭頭是道，便升他爲兵備僉事，那是都察院的官，大概相當於現代文職的參謀部上校政治主任之類，派他去助守山海關。袁崇煥終於得到了他夢想已久的機會，雄心勃勃的到國防前線去效力。

他的豪語一定使朝中大官們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從他家鄉招募了一批兵員去。 (註：袁崇煥在《天啓二年擢僉事監軍奏方略疏》中提出招募兵員的要求，宣稱：「他日戰之不力，即斬臣於行軍之前，以爲輕事者戒。」最後說：「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微長也。」他上任後的第一道奏章，便提出了「謀定而戰」的四字要訣，同時也自豪而自信的說：「臣有微長也。」) 當時守山海關的主要是新到的浙江兵。另有三千名廣東水兵，在袁崇煥之後到達。袁崇煥認爲廣東步兵勇捷善戰，推薦他叔父袁玉佩負責招募三千名，其中包括袁崇煥平生所結納的親信和死士韓潤昌、謝尚政、洪安瀾等人。他又認爲廣西狼兵雄於天下，衝鋒陷陣，恬不畏死，申請于田州、泗城州、龍英州各調二千名，由慷慨知名且善武藝的林翔鳳帶領，林是他的至戚。朝廷一一批准。 (註：招募和調集三千名廣東兵、六千名廣西兵，一共大約花二十萬兩銀子。據袁崇煥所申請的預算，廣東兵要安家、行糧、衣甲、器械等費，每人二十餘兩。廣西狼兵本來就是兵，所以不發安家、兵甲費用，只需從廣西到關外的行糧每人六兩銀子。)

他到山海關後，作爲遼東經略 （東北軍區總司令） 王在晉的下屬，初時在關內辦事。王在晉見他任事幹練，很是倚重，派他出關到前屯衛去收撫流離失所的難民。袁崇煥奉命之後，當夜出發，在荊棘虎豹之中夜行，四更天時到達。前屯城中將士無不佩服。袁崇煥本是書生，這一來，兵將都服了他了。

王在晉奏請正式任他爲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本來是沒有專責的散官，現在有了駐地，相當於寧遠、前屯衛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主任，身當山海關外抗禦清兵的第一道防線。寧遠在最前線，前屯衛稍後。不過他雖負責防守寧遠、前屯衛，第一線的寧遠卻沒有城牆，沒有防禦工事，根本無城可守。他只得駐守在前屯衛。

至於明軍一切守御設施，都集中在山海關。山海關是「天下第一關」，防守京師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沒有外圍陣地。清兵倘若來攻，立刻就衝到關門之前。

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立刻會看出來，單是守御山海關，未免太過危險，沒有絲毫退步的餘地。只要一仗打敗，這個大要塞就失守，敵軍便攻到北京。所以在戰略形勢上，必須將防線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關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

袁崇煥一再向上司提出這個關鍵問題。王在晉是萬曆二十年進士、江蘇太倉人的文弱書生 （蘇州的白面書生） ，根本不懂軍事，眼光短淺，膽子又小，聽袁崇煥說要在關外守關，想想道理倒也是對的，便主張在山海關外八里的八里舖築城守御。他一定想，離山海關太遠，逃不回來，那怎麼得了？袁崇煥認爲只守八里的土地沒有用，外圍陣地太窄，起不了屏障山海關的作用，和王在晉爭論，王不採納他的意見。於是袁崇煥去向首輔葉向高申請，葉也不理。

袁崇煥的主張雖然正確，然而和頂頭上司爭論了一場之後，意見不蒙採納，竟逕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長投訴。越級呈報是官場大忌，他做官的方式卻大大不對了。這又是他蠻勁的表現之一。

這時寧遠之北的十三山有敗卒難民十餘萬人，給清兵困住了不能出來。朝廷叫大學士孫承宗設法解救。袁崇煥申請由自己帶兵五千進駐寧遠作聲援。另派驍將到十三山去救回潰散了的部隊和難民。王在晉覺得這個軍事行動太冒險，不加採納。結果十餘萬敗卒難民都被清兵俘虜，只有六千人逃回。

滿清這時在經濟上實行奴隸制度，女真人當兵打仗，以搶劫財物爲主要工作，認爲男子漢耕田種地是恥辱，所以俘虜了漢人和朝鮮人來耕種。漢人、朝鮮人的奴隸是可以買賣的，當時價格是每個精壯漢人約爲十八兩銀子，或換耕牛一頭。 (註：詳見王鍾翰《滿族在努爾哈齊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皇太極時代滿族向封建制的過渡》。) 十三山的十多萬漢人被俘虜了去，都成爲奴隸，當然受苦不堪，同時更大大增加了滿清的經濟力量。

那時袁崇煥仍極力主張築城寧遠。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對，認爲寧遠太遠，守不住。大學士孫承宗是個有見識之人，親自出關巡視，了解具體情況，接受了袁崇煥的看法。

不久孫承宗代王在晉作遼東主帥。天啓二年九月，孫承宗派袁崇煥與副將滿桂帶兵駐守寧遠，這是袁崇煥領軍的開始。

滿桂是蒙古人，驍勇善戰。從那時起，他和袁崇煥的命運就永遠結合在一起，再也分不開了。一個蒙古武將，一個廣東統帥，都是十分剛硬、十分倔強的脾氣。兩人一起經歷了多次生死患難，也有過不知多少次激烈的爭吵。一直到死，兩人仍是在爭吵。但在兩人的內心，卻又一定互相欽佩。那既是英雄重英雄的心情，又知在抗拒清兵大敵之時，非仰仗對方的力量不可。高明的組織才能和正確的戰略決策是必要的，親臨前敵、殊死決戰的剛勇也是必要的。

寧遠在山海關外二百餘里，只守八里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戰略形勢當然大有區別。

寧遠現在叫作興城，有鐵路經過，是錦州與山海關之間的中間站。地濱連山灣，與葫蘆島相距甚近。我真盼望將來總有一日能到興城去住幾天，好好的看看這個地方。

天啓三年九月，袁崇煥到達寧遠。

本來，孫承宗已派游擊祖大壽在寧遠築城，但祖大壽料想明軍一定守不住，只築了十分之一，敷衍了事。

袁崇煥到後，當即大張旗鼓、雷厲風行的進行築城，立了規格：城牆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牆牆址廣三丈，派祖大壽等督工。袁崇煥與將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當他們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築城時人人盡力。次年完工，城高牆厚，成爲關外的重鎮。這座城牆是袁崇煥一生功業的基礎。這座城牆把滿清重兵擋在山海關外達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吳三桂把清兵引進關來，不知道還要阻擋多少年。

關外終於有了一個安全的地方。這些年來，遼東遼西的漢人流離失所，如給滿洲人擄去，便成了奴隸，於是關外的漢人紛紛踴到，遠近認爲樂土，人口大增。寧遠城一築成，明朝的國防前線向北推移了二百餘里。

袁崇煥同時開始整飭軍紀，他發現一名校官虛報兵額，吞沒糧餉，蠻子脾氣發作，當即將他斬了。但按照規定，他是無權擅自處斬軍官的。孫承宗大怒，罵他越權。袁崇煥叩頭謝罪。孫承宗也就算了。他後來擅殺毛文龍，在這時可說已伏下了因子。

孫承宗也是個積極進取型的人物，這時向朝廷請餉二十四萬兩，準備對清軍發動進攻。孫承宗是教天啓皇帝讀書的老師，天啓對老師很不錯，立刻就批准了。但兵部尚書與工部尚書互相商議說：「軍餉一足，此人就要輕舉妄動了。」所以決定不讓他「餉足」，採取公文旅行的拖延辦法，使孫承宗的戰略無法進行。孫承宗於是進行屯田政策，由軍士自耕自食，也得到很大的成效。

天啓四年，袁崇煥與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等率領一萬二千名騎兵步兵東巡廣寧。廣寧即今北鎮縣，在錦州之北，與滿清重鎮瀋陽已慢慢接近了。袁崇煥還沒有和清兵交過手，這次已含有主動挑戰的意味。但清兵沒有應戰。袁崇煥一軍通過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從海道還寧遠。這時清兵已退出十三山。

袁崇煥這次陸海出巡，寫了一首詩，題目是「偕諸將游海島」，不說「率諸將」而說「偕諸將」，不說「巡海島」而說「游海島」，頗有儒將的雅量高致。詩中很清楚的抒寫了他的心情：是戰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牽制，不能自由，見到大好河山，更加深了憂愁。對榮華富貴我早已看得極淡，滿腔忠憤，卻只怕別人要說是杞人憂天。外敵的侵犯最後總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爭權奪利的鬥爭卻實是大患，不知幾時方能停止？看到天上浮雲，冷清清的月亮，又想到我父親逝世，傷心得腸也要斷了。 (註：原詩是：「戰守逶迤不自由，偏因勝地重深愁。榮華我已知莊夢，忠憤人將謂杞憂。邊釁久開終是定，室戈方操幾時休？片雲孤月應腸斷，樁樹凋零又一秋。」)

短短三四年之間，從京師戒嚴到東巡廣寧，軍事從守勢轉爲攻勢，這主要是孫承宗主持之功，而袁崇煥也貢獻了很多方略。

孫承宗很賞識他，盡力加以提拔。袁崇煥因功升爲兵備副使，再升右參政。孫承宗對他言聽計從，委任甚專。

天啓五年夏，一切準備就緒，孫承宗根據袁崇煥的策劃，派遣諸將分屯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諸要塞，又向北推進了二百里，幾乎完全收復了遼河以西的舊地，這時寧遠又變成內地了。

清兵見敵人穩紮穩打，步步爲營的推進，四年之中也不敢來犯。然而進攻的準備工作卻做得十分積極，努爾哈赤將京城從太子河右岸的東京城移到了瀋陽，以便於南下攻明、西取蒙古，保持充分的出擊姿態。

孫承宗有才識，有擔當，有氣魄，袁崇煥對他既欽佩，又有知遇的感激，這樣的上司是極難遇到的。眼見他和孫承宗的共同計劃正在一步步的實現，按部就班的收復失地，這幾年袁崇煥一定過得十分快樂。他和手下將領滿桂、左輔、朱梅、祖大壽、何可綱、趙率教、孫祖壽等人的戰鬥友誼，也在這些日子中不斷加深。 (註：孫承宗是袁崇煥的上司，對他很是賞識，兩人書信往來，孫承宗待他猶似平等的朋友，孫承宗的詩文集《高陽集》中有不少與袁來往的書信，兩人討論到朝中奸佞，孫的信中說：「吾輩做天下事，只論人不論天，然天道安可誣也。此一流人，非天去之，又攪多時。吾輩安得不善承天意，亟爲勉圖。」孫認爲奸臣佞臣，將來天必去之，目前我們只好自行努力。又有信云：「此何地，敢愛其身？此何地，敢不愛其身？得手教乃快，此惓切也。當瘁呿時，願惟少加靜息。自愛，正以愛此耳。」勸他保重身體。袁崇煥於崇禎二年被捕，孫承宗有詩感嘆，有云：「一縷癡腸看賜劍，幾行血淚灑征衣。」又云：「東江千古英雄才，淚灑黃卷半不平。」兩人是英雄重英雄。)

可是好景不常，時局漸漸變壞。天啓皇帝熹宗越來越喜歡做木工。魏忠賢的權力越來越大，儘量發揮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無賴、無知、無恥以及無法無天。

天啓五年，魏忠賢大舉屠戮朝廷里的正人君子，將彈劾他二十四條大罪的楊漣下獄。同時下獄的有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大臣，所誣陷的罪名是貪汙。百姓大憤，數萬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魏忠賢不敢正式審訊，命獄卒在監獄中打死了這些大臣。楊漣死得最慘，土囊壓身，鐵釘貫耳。

不久，魏忠賢又殺熊廷弼。

熊廷弼在遼東立有大功，蒙冤入獄，百姓都很同情他。民間流傳一部繡像演義小說《遼東傳》，描寫熊廷弼守遼東的英勇事跡。魏忠賢的徒黨中有一個名叫馮銓的，他父親當年在遼東作布政的官，清兵未到，先就鼠竄南逃。《遼東傳》第四十八回有「馮布政父子奔逃」一節，描寫馮銓父子棄職而逃的狼狽醜態，可說是當時的「新聞體小說」。

馮銓對這事深爲懷恨，又要討好魏忠賢，於是買了一部《遼東傳》放在衣袖裡，見到熹宗後，把小說拿出來，誣告說：「這部演義小說是熊廷弼作的，他吹噓自己的功勞，想要免罪。」熹宗信以爲真，登時大怒。大概他看到小說中的繡像將熊廷弼畫得威風凜凜，而文字中或許對皇帝還頗有諷刺，於是即刻下旨將熊廷弼斬首，還將他的首級送到各處邊界上去給守軍觀看，那就叫做「傳首九邊」，說他犯了不戰的大罪。然而真正應當負責的王化貞反而不殺。

文字獄也開始發展。江蘇太倉的兩個文人作詩哀悼熊廷弼，都被加以「誹謗」罪名而處斬。 (註：袁崇煥作了兩首詩痛悼熊廷弼，大概沒有公開，所以幸未賈禍，詩中公然說熊功高遭忌，不送賄賂致死。這兩首詩慷慨悲憤，日後用來吊他自己，也很恰當。《哭熊經略二首》，其一：「記得相逢一笑迎，親承指授夜談兵。才兼文武無餘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眥須欲動，模糊熱血面如生（熊被斬首後傳首九邊，袁崇煥見到熊的首級，面目如生）。背人痛極爲私祭，灑淚深宵哭失聲。」其二：「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關情。家貧罄盡身難贖，賂賄公行殺有名。脫幘憤深檀道濟，爰書冤及魏元成。圖遭慘毒緣何事，想爲登壇善將兵。」)

魏忠賢喜歡文官武將送他賄賂，越多越好。孫承宗帶兵十多萬，糧餉很多，應當大量剋扣下來轉奉給他「九千歲」才是。孫承宗不肯這樣辦，魏忠賢自然不喜歡，於是派了個吹牛拍馬的小人高第去代孫承宗作遼東經略。高第一到任，立刻就說關外之地不可守，要撤去關外各城的守御，將部隊全部撤入山海關。

這戰略之胡塗，真是不可理喻。那時清兵又沒有來攻，完全沒有撤兵逃命的必要。大概他是怕一旦來攻，非敗不可，還是先行撤兵比較安全。

袁崇煥當然極力反對，對高第說：「兵法有進無退。諸城既已收復，怎可隨便撤退？錦州、右屯衛一動搖，寧前就震驚，山海關也失了保障。這些外衛城池只要派良將守御，一定不會有危險的。」高第不聽，下令寧遠、前屯衛也撤兵。

袁崇煥倔強得很，抗命不聽，說道：「我做的是寧前道的官，守土有責，與城共存亡，決計不撤。」

高第是膽小的書生，袁崇煥雖是他部屬，但見他蠻勁發作，聲色俱厲的不服從命令，也就不敢對他怎樣，只是下令將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放棄了糧食十餘萬石。撤退毫無秩序，軍民死亡載道，哭聲震野，百姓和將士都氣憤難當。

袁崇煥的父親早一年死了，按照規矩，兒子必須回家守喪。當時朝廷以軍事緊急，下旨不許他回家，命他在職守制，稱爲「奪情」。這時袁崇煥大怒，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朝廷不准，爲了慰撫他，升他爲按察使。但這樣一來，數年辛辛苦苦的經營毀於一朝。雖然升官，也決不會開心。

可以想像得到，袁崇煥在這段時期中，「×他媽」的廣東三字經不知罵了幾千百句。他是廣東人，雖自幼居於廣西，平時大概說廣東話。他是進士，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這種事情，不罵三字經何以洩心中之憤？或許高第不敢見他的面，否則被他飽以老拳、毆打上司的事都可能發生。

高第，字登之，萬曆十七年進士。他考試果然「高第登之」，但做大軍統帥，卻是「要地棄之」。

軍事上這樣荒謬的決策，大概只有當代南越阮文紹主動放棄順化、峴港，棄軍四十萬，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潰敗一事，可以與之「媲美」。

五

滿清看出了明朝的虛實，知道高經略無用，袁崇煥無人支持，於天啓六年 （一六二六） 正月大舉渡遼河攻寧遠，兵十三萬 （在這幾年中，清軍的實力已擴充了一倍） ，號稱二十萬。二十三日攻抵寧遠。

大敵終於攻來了。

朝廷荒唐，主帥荒謬，援軍是一定不會有的。那怎麼辦？棄城而退是服從主帥命令；守城罷，寧遠一城孤軍，怎能擋滿清的傾國之師？

在這緊急關頭，袁崇煥奮發了英雄之氣，決意抗敵。

他和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梅，參將祖大壽、何可綱等，集將士誓死守城。袁崇煥刺出自己鮮血，寫成文告，讓將士傳閱，更向士卒下拜，激以忠義。全軍上下在他的激勵下人人熱血沸騰，決心死戰。

他又下令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關守將楊麒，凡是寧遠有兵將逃回來，一概抓住斬首。山海關有他的上司遼東經略高第鎮守，袁崇煥的職權本來只能管到寧遠和前屯，山海關總兵楊麒他是管不著的。但這時還管他什麼上司不上司，職權不職權，「×他媽，頂硬上，幾大就幾大！」 （淞滬之戰時，十九路軍廣東兵守上海，抗禦日軍侵略，當時「 × 他媽，頂硬上」的廣東三字經，在江南一帶贏得了人民的熱烈崇敬。因爲大家都說：廣東兵一罵「 × 他媽！」就挺槍衝鋒，向日軍殺去了。）

他母親和妻子這時也在遼西，大概住在山海關或前屯衛後方。他將母親和妻子都搬到寧遠城中來住。全家和寧遠共存亡的決心，表現得再清楚也沒有了。 (註：見李光濤《清入關前之真象》。但此節不見於其他記載，不知李先生有何根據。)

廿四日，清兵殺到城下。袁崇煥初次見到「辮子兵」的威猛。

清兵都有辮子，在那時，漢人只要聽到「辮子兵」三字，不由自主的就膽戰心驚，直到十餘年後仍是如此。李自成部下的闖軍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健卒，席捲而東，攻破北京，在山海關前的一片石和吳三桂部大戰時，絲毫不落下風。但清兵突然出現，闖軍中響起「辮子兵來了！辮子兵來了！」的驚呼，數萬精兵就此全軍大潰，一敗塗地。李自成逃出北京，向西急竄，「大順」朝終於覆滅。在那時候，「辮子兵」就是「無敵雄師」的代名詞。

袁崇煥並不比李自成更會打仗，他部下兵將也並不更爲勇猛。但他更加鎮定堅決，他沒有個人的自私慾望，不像李自成那樣想做皇帝。他的部屬也不像闖軍那樣，搶飽了財物美女，不想打仗。真所謂「無欲則剛」，所以他比李自成更剛強。

他是「×他媽，頂硬上」的英雄。

但他部下的兵將不是廣東人，主要是遼河兩岸的關外健兒，其他各省的都有。只因爲主帥有「頂硬上」的英銳之氣，部屬也都跟著他「頂硬上」了。

這時寧遠守兵約一萬，而清兵有十三萬。向來明清交戰，總是明兵多而清兵少，這次卻衆寡易勢，大軍都在經略高第手中。高第全軍據守山海關，果然並不派兵來救。

努爾哈赤先分遣部隊繞過寧遠，在城南五里處切斷了通向山海關的大路，然後放幾名俘虜來的漢人去寧遠向袁崇煥傳話：「我這次帶了二十萬大軍來攻，寧遠非破不可。守城官如投降，我一定大加優待，封爲大官。」袁崇煥回答說：「你突然領兵來攻，那是什麼道理？錦州與寧遠兩城，你本來已經占領，又再放棄。我修築好了來住，自然要死守，怎肯投降？你說有二十萬兵，未免誇大。你真正的兵力大約是十三萬，我倒也不以爲來兵太少了。」 (註：《清太祖實錄》卷十。)

努爾哈赤於是大舉攻城。

當時朝鮮使者帶同翻譯官韓瑗去北京朝見皇帝，剛到達寧遠。袁崇煥很高興的招待使節及其隨從。朝鮮使節見守軍甚是鎮定，暗暗感到奇怪。袁崇煥和三數幕僚閒談，及報清兵攻到，袁崇煥乘轎至戰樓，又與韓瑗等談古論文，泰然自若，全無憂色。過了不久，忽聽得一聲大炮，聲動天地。韓瑗大驚，只嚇得低下了頭擡不起來。袁崇煥笑道：「賊兵來了！」打開城頭敵樓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見清兵蔽野而來。城中卻聲息全無。

成千成萬的辮子兵衝到了城邊，突然之間，城頭舉起千千萬萬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戰事越來越激烈，明軍忽然從城頭的每一個石堞間推出一個又長又大的木櫃，這些大木櫃一半在堞內，一半探出城外，大櫃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將大木櫃拉進來，再裝矢石出去投擲。跟著地雷爆發，土石飛揚，無數清兵和馬匹被震上半空。 (註：據日人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中所引述朝鮮使者當時在寧遠城頭的目睹記。)

攻城清兵的先鋒部隊是鐵甲軍，每人身上都披兩層鐵甲，稱爲「鐵頭子」。清兵以堅車攻城，車頂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傷。城內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門，在城頭輪流轟擊，每一炮打出去，破壞殺傷及於數里。 (註：據《臚天頌筆》。)

清兵奮勇迫近，推了鐵裹車猛撞城牆，聲音轟隆轟隆，勢道驚人，撞擊了很久，城牆撞破的地方很多。清兵再用像雲梯那樣的裹鐵高車來撞擊城牆高處。隨後又把裹鐵車推到城牆邊，上面用木板遮住，以擋城頭投下的矢石，車裡藏了兵士，用鐵鍬挖掘城牆牆腳。清兵攻進了城牆下的死角，大炮已打他們不到。在這危急之時，守軍想到了計策，擡了屋子前的長條大階石從城上投下去。階石十分沉重，鐵車上的木板擋不住，壓死了不少清兵。

攻城歷時很久，城基給清兵挖成了一個個凹龕，清兵躲在城牆洞內向里挖掘，城上再投大石下去，就打不到了。這時寧遠四周十餘里的城牆牆腳已被挖得千孔百瘡，眼看城破在即，滿城百姓驚惶得很，都抱怨說：「袁爺爲了他自己一人，害死了我們滿城百姓。」後來北京百姓怨怪袁崇煥，大概也出於這種懦怯卑劣的心理。

大家正在彷徨無策之時，通判金啓倧 （浙江人） 臨時想出了幾件新式武器，將火藥撒在蘆花褥子和被單上，紛紛投到城下去。他將這件新式武器取名爲「萬人敵」。當時是正月，氣候酷寒，攻城清兵見到被褥，就都來搶奪，城上將火箭、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萬人敵」立即燃燒，燒死了無數清兵。另有一種「萬人敵」是將火藥放在空心的大泥團中，外面圍以木框，點燃了藥引投下城去，泥團不斷旋轉噴火，燒死敵兵。那位金通判後來在趕製「萬人敵」之時，火藥碰到火星，不幸被燒死了。 (註：據計六奇《明季北略》中引寧遠圍城時在鼓樓前開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

這時城牆被撞垮了一丈多，袁崇煥不能再泰然自若了，親自搬石來堵塞缺口，連受了兩次傷。部將勸他保重。他厲聲道：「寧遠雖只區區一城，但與中國的存亡有關。寧遠要是不守，數年之後，咱們的父母兄弟都成爲韃子的奴隸了。我若膽小怕死，就算僥倖保得一命，又有什麼樂趣？」撕下戰袍來裹了左臂的傷口又戰。將士在他的榜樣之下，人人奮勇，終於堵上了缺口。 (註：據梁啓超《袁崇煥傳》。該傳中敘述清兵敗退後，「崇煥復開壘襲擊，追北三十餘里，清軍大亂，死者逾萬人。」與其他資料不符，今不取。)

廿五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煥督將士死戰。清太祖努爾哈赤也受了傷。血戰三日，清兵損失慘重，終於不得不下令退兵。

此役殺死了清軍中著錦衣的軍官十餘人，即滿洲人稱爲「牛錄額真」的，每一「牛錄額真」統兵三百人 （約相當於營長） 。清兵退去後，守軍將五十名敢死隊用長繩縋到城下，拾到了十餘萬枝箭。城牆上給清兵挖出的洞穴有七十餘個。這時點查火藥庫，火藥也用盡了，局面真是危險得很。

敵軍解圍而去之後，百姓感到安全了，滿城大哭，紛紛去拜謝袁崇煥與滿桂的救命之恩。爲什麼要「滿城大哭」？想來是既感激又慚愧，又是說不出的欣喜罷。

第二天早晨，清兵大隊人馬擁聚在城外大平原一邊。袁崇煥派遣一名使者，備了禮物去送給努爾哈赤，對他說：「老將橫行天下爲時已久，今日敗於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爾哈赤已受了傷，於是回送禮物及名馬，約期再戰。

所謂「約期再戰」，只是掩飾面子的話。努爾哈赤不敢再攻寧遠，轉而去攻覺華島洩憤。

袁崇煥招募來的兩廣子弟兵，在寧遠之戰中似乎並未發生如何重大的作用。據我猜想，極可能是袁崇煥派了廣東水師守覺華島。覺華島現在叫菊花島，在葫蘆島之南，在寧遠之東海外，離岸十八里。當時是關外屯聚糧草的重地，因爲關外軍糧靠海運接濟，在覺華島起卸最方便。寒冬之際，海面結了厚冰，變成了陸地，廣東兵所擅長的水戰完全用不上，只得把車輛排起來當防禦工事，在冰上和清兵打陸戰，結果全軍覆沒，島上十餘萬石糧食盡被焚毀。這幾千名廣東海軍，大概多數在這一役中犧牲了。 (註：袁崇煥《祭覺華島陣亡兵將文》：「慨自戰守乖方，屢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調南北水陸舟師，謂爾乘船如馬，遂調之來爲進取也。據爾等間關遠至，豈不欲滅此朝食，一航而金甌復歸，再航而黃龍掃哉？奈未盡其用而敵即來。冱寒之月，冰結舟膠，窘爾之所長，烏得不及於難？說者謂謀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勢，以十八萬而臨數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爾等計無復之，憤然以死，略無芥蒂，視當年之棄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將略爾罪而嘉乃忠，請命於天子，諒爲之恤，所以不沒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靈之所棲盪也，望故鄉以何日？即轉劫而無期，苒苒遊魂，何不相結爲厲，殲仇洩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爾其勉之。不腆之奠，涕與俱之。尚饗。」)

努爾哈赤對諸貝勒說：「我自二十五歲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爲什麼單是寧遠一城就打不下來？」十分惱怒。七月間到清河溫泉療養，派人去召大福晉 （正妃） 來，同回瀋陽，因心情鬱郁而發背疽 （癌） ，在離瀋陽四十里處的靉雞堡逝世，年六十八歲。

努爾哈赤一生只打了這一個大敗仗。清人從此對袁崇煥十分敬畏。 (註：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煥傳》中說：「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袁崇煥指揮這個戰役很有儒將風度，坐轎子在城頭敵樓中督戰，打了勝仗之後，派使者送禮物給努爾哈赤，頗有《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與周瑜羽扇綸巾、談笑用兵的氣派；也似南朝梁朝大將韋睿臨陣時輕袍緩帶，乘輿坐椅，手持竹如意指揮軍隊。韋睿身子瘦弱，但戰無不勝，敵軍畏之如虎，稱爲「韋虎」。不過到了當真危急之時，袁崇煥也不能再扮儒將了，只得以「蠻子」姿態來死拼。

六

當朝中得到清兵大舉來攻的訊息時，百官驚惶之極。兵部尚書王之光與廷臣商議，人人束手無策，以爲這一次寧遠一定要失了，不知山海關是否能保得住。山海關若失，清兵便到北京。後來得到捷報，朝野自然喜出望外，謝天謝地。

高第因不援寧遠而免職，以王之臣代。袁崇煥升爲右僉都御史。那是正四品的官。

三月，復設遼東巡撫，由袁崇煥升任。魏忠賢見他地位重要了起來，開始對他提防，派了兩名親信太監劉應坤與紀用去寧遠監軍。皇帝派特務監視部隊長官，是歷代政治腐敗時常常出現的情形。特務干預軍事，後果一定極差，所以袁崇煥上疏反對，但抗議無效，特務太監非來不可。朝廷爲了安撫他，加他一個兵部右侍郎 （正三品，相當於國防部第二副部長） 的頭銜，並賞銀幣，子孫世襲錦衣千戶。

在這時候，袁崇煥與大將滿桂之間，發生了激烈衝突，衝突的原因在於另一個大將趙率教。

滿桂和趙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將領，但性格很不同。 (註：《明史·滿桂傳》：「桂椎魯甚，然忠勇絕倫，不好聲色，與士卒同甘苦。」《明史·趙率教傳》：「率教爲將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勞而不懈，與滿桂並稱良將。二人既歿，益無能辦東事者。」) 滿桂是蒙古人，非常戇直，簡直有些傻裡傻氣。趙率教卻十分的機伶精乖，相信他一定很會討好上司，所以每一個遼東統帥自袁應泰、王在晉、孫承宗、高第以至袁崇煥，個個都很喜歡他 （在《碧血劍》小說里，在袁承志周歲時送金項圈的就是他） 。

滿桂和他本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當清兵大舉來攻寧遠時，趙率教在前屯衛鎮守，派了一名都司、四名守備帶兵來援。當時大敵壓境，趙率教自己不來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難，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遲，滿桂大大不高興，不許援兵進城，後來因袁崇煥的命令才放他們進來。等到寧遠解圍，趙率教想分功，滿桂不許，又罵他爲什麼自己不來救援，太沒有義氣。兩人爲此大吵。大概滿桂的態度十分粗魯，蒙古三字經罵之不已，說不定還想出拳打人，袁崇煥便袒護趙率教。

衝突轉移到了袁、滿二人之間，或許滿桂對上司不夠尊敬，於是袁崇煥要求將滿桂調走。 (註：袁崇煥奏章中說滿桂「意氣驕矜，謾罵僚屬，恐壞封疆大計，乞移之別鎮，以關外事權歸率教。」)

朝廷羣臣都知道滿桂打仗的本事，但將帥不和總是不對，便依從了。可是經略王之臣極力認爲滿桂決不可去。朝廷召還滿桂的命令已頒下了，於是聽了王之臣的主張，再命滿桂鎮守山海關。袁崇煥堅決不接受。朝廷無法，只得將滿桂調回北京，保留左都督原官，派在國防機構辦事。

這件事情顯然是袁崇煥的蠻子脾氣發作，衝動起來，作出了違反理智的決定。由於王之臣袒護滿桂，袁崇煥又去和王之臣吵鬧。朝廷怕王之臣與袁崇煥不斷衝突，壞了大事，於是將指揮權劃分爲二：關內的部隊由遼東經略王之臣指揮，關外部隊則由遼東巡撫袁崇煥指揮。經略的官比巡撫大，但這時袁崇煥已不屬遼東經略管了。

袁崇煥畢竟是個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靜下來之後，知道是自己的不對，於是上奏請再用滿桂。朝廷當然批准，派滿桂兼統關內外兵馬，賜尚方劍。王之臣和袁崇煥是文官，等於現在的政委；滿桂是武將，是部隊司令。武將受文官指揮。

幸虧袁崇煥不堅持錯誤，否則二次寧遠大戰，就不能得到滿桂這樣的大將來主持城防。滿桂回任後，大概袁崇煥和他修好，表示了歉意。

在這時候，袁崇煥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遼的基本戰略，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其中主張：一、用遼人守遼土；二、屯田，以遼土養軍隊；三、以守爲主，等待機會再出擊。他最耽心的事，是立了功勞之後，敵人必定要使反間計，散播謠言，而本國必定有人妒忌毀謗。 (註：《明史·袁崇煥傳》引述他的奏章：「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仇，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自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

他深知明軍的戰鬥力不如清軍，野戰不利，只有用己之長，所以提出了戰術的基本原則：「兵不利野戰，只有憑堅城、用大炮一策。」

所統帶的部隊無力打野戰，作爲主帥，自然深感棘手。但訓練一支善打野戰的勁旅，非一朝一夕之功，那是無可奈何的；而對於勢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傷，更是無可奈何，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們能加以照顧了。

袁崇煥也不是一味的蠻幹，有時也有他機伶的一面。他對魏忠賢派去監視他的兩名特務太監敷衍得很好。當年冬天，他帶同趙率教以及兩名特務太監劉應坤、紀用，興辦防禦工事及屯田，漸漸又再收復了高第所放棄的土地。

他在奏章中將這兩名太監的功勞吹噓了一番，所以魏忠賢和劉應坤、紀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賞。劉、紀二人似乎也不是壞太監，並沒有對袁崇煥掣肘阻撓，後來寧錦大戰，劉應坤在寧遠城上督戰，紀用在錦州城上督戰，都勇敢得很。大概二人爲袁崇煥的忠勇所感召，也變得忠勇起來。可見也不是所有的太監都是壞人，主要還在領導者如何領導。

七

努爾哈赤死後，第八子皇太極接位。

皇太極的智謀武略，實是中國歷代帝皇中不可多見的人物，才幹見識不在劉邦、劉秀、李世民、趙匡胤、忽必烈、朱元璋之下。中國史家大概因他是滿清皇帝，由於種族偏見，向來沒有給他以應得的極高評價。其實以他的知人善任、豁達大度、明斷果決、多謀善戰，除劉秀、唐太宗、成吉思汗外，中國曆朝帝皇沒幾個能及得上。 (註：皇太極在西方人的書中寫作Abahai，法國學者格奧賽（René Grousset）在《中華帝國的興起與輝煌》一書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變》一章，其中說：「皇太極是蠻人中的一個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軍事才能，和對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結合起來。」)

努爾哈赤是罕有的軍事天才，這個老將終於死了，繼承人是一個同樣厲害的人物。皇太極的軍事天才雖不及父親，政治才能卻猶有過之。袁崇煥所受到的壓力一點也沒有減輕。

皇太極接位之時，滿洲正遭逢極大的困難。努爾哈赤新死，滿洲內部人心動盪。努爾哈赤遺命是四大貝勒同時執政，行的是集體領導制，皇太極的權位很不鞏固。在經濟上，因爲與明朝開戰，人參、貂皮等特產失去了傳統市場。滿洲當時在經濟上是奴隸制，擄掠了大批漢人來農耕，生產力相當低。但軍隊大加擴充，這時已達十五萬人，軍需補給發生很大問題，偏偏又遇上嚴重天災，遼東發生饑荒。 (註：清《太宗實錄》卷三：天聰元年，「時國中大飢，斗米價銀八兩，人有相食者。國中銀兩雖多，無外貿易，是以銀賤而諸物騰貴。良馬，銀三百兩。牛一，銀百兩。蟒緞一，銀百五十兩。布匹一，銀九兩。盜賊繁興，偷竊牛馬，或行劫殺。於是諸臣入奏曰：盜賊若不按律嚴懲，恐不能止息。上惻然，諭曰：今歲國中因年飢乏食，致民不得已而爲盜耳。緝獲者，鞭而釋之可也。遂下令，是歲讞獄，姑從寬典。仍大發帑金，散賑饑民。」皇太極寬待因飢餓而爲盜的百姓，與崇禎督促部將「限期破賊、殺賊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如向中國侵略，卻又打不破袁崇煥這一關。

在這時候，皇太極定下了正確的戰略：侵略朝鮮。

朝鮮物產豐富而兵力薄弱，正是理想的掠奪對象。在外交上，朝鮮採取的是「事大 （對明） 交鄰 （對日本、滿洲） 」政策。明清交戰時，朝鮮出兵助明，又供給明軍皮島總兵官毛文龍的糧食，成爲滿清後方的一個牽制。皇太極進攻朝鮮，可以解決經濟上、戰略上的雙重困難，同時在必定可以得到的軍事勝利之中樹立威望，鞏固權位。

中國方面的困難也相當不小。

訓練一支既能守、又能戰、再能進一步收復失地的精銳野戰軍，需要相當時間。

袁崇煥任寧前道僉事時，山海關外四城，縱深約二百里，廣約四十里，屯兵六萬餘人，糧餉全靠關內支給。後來在孫承宗、袁崇煥主持下，恢復錦州、中屯、大凌河諸城，國防前線向北推展，屯田數千頃，兵士足食。高第代孫承宗爲經略，盡棄錦州諸城，寧遠沒有了外衛，也沒有了糧源。靠朝廷接濟是很靠不住的，朝廷對於拖欠糧餉向來興趣濃厚。袁崇煥做遼東巡撫，首要目標是修復錦州、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備，然後屯田耕種。但築城工程費時甚久，又不能受到敵人干撓，在和滿清處於戰爭狀態之時無法進行。

所以明清雙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戰時期，以便進行自己的計劃。明方是練兵、築城、屯田；清方是進攻朝鮮，鞏固統治。在這樣的局勢下，具備了議和的條件。

明方的議和是攻勢的，最後目標是消滅滿清，收復全部遼東失地。清方的議和主要是守勢，目的在鞏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認雙方的現有疆界，雙方和平共處，進行貿易，皇太極則可鞏固權位。努爾哈赤去世時，滿清大權交由四大貝勒共掌，四大貝勒的權力相同，那是二子代善、五子莽古爾泰、八子皇太極、侄兒兼養子阿敏，皇太極因得代善支持而繼位爲滿清大汗。

因爲明清雙方的國力實在太過懸殊。中國那時的人口，官方的記錄是六千多萬，實際上遠不止此數，當時男丁要被政府征去義務勞動，不參加的要繳錢代替，所以百姓儘可能的瞞報人口。外國學者們的估計相互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計認爲那時中國人口是一億五千萬人。我相信當不會少於一億人。 (註：何柄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一書中，認爲明初人口六千五百萬，到明末時已漲了一倍以上。) 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萬人。 (註：王鍾翰：《滿族在努爾哈齊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一文中，根據朝鮮《興京二道河子舊老城》的資料，認爲一六二一年時，努爾哈赤的兵數二十萬，再加上婦女老少，「全人數當在四五十萬左右。」) 人口的對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滿清所占的土地，只是今日吉林、遼寧、黑龍江的一部份，與中國相比也相差極遠。中國火器犀利，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擋。

清方的長處，主要只是「明朝本身的腐敗」，以及清軍戰鬥力強勁和統帥部高明的軍事才能。只要袁崇煥鎮守寧遠，清方的長處就受到了限制。持久的纏鬥下去，滿清勢必難以支持。

袁崇煥寧遠大捷，在軍事上並無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爲並沒有摧毀清軍的主力，甚至沒有削弱清軍的戰鬥力。然而在政治上，對士氣與民心卻有非常巨大的振奮作用，這使中國軍民知道清軍也不是不會打敗仗的。經此一役之後，本來投降了滿清的許多漢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來了。寧遠城頭的大炮，轟碎了「女真滿萬不可敵」的神話。 (註：《天聰實錄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鸞曰：我國宜與明朝講和。若不講和，則我國人民死散殆盡。」《明清史料》甲編，天聰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雖師老財匱，然以天下之全力，畢注於一隅之間，蓋猶裕如也。」《東華錄》載天聰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謀倡逃」。《明清史料》乙編載，崇禎二年二月廿一，袁崇煥塘報：「一日之內，降者竟前後接踵而至。」)

清方從來沒有期望真能征服中國。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祖宗，長期來做明朝所封的邊疆小官。努爾哈赤幼時住在明朝大將李成梁家裡，類似童僕奴隸。所以他們對於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深。寧遠之戰，使他們下意識中隱伏著的自卑感又開始擡頭。

明朝是自己覆滅的，並非給滿清所打垮。

滿清與明軍交戰，始終強調「七大恨」，滿清認爲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逼得他們忍無可忍，才起兵反抗。 (註：「七大恨」：一、明朝殺害金人的二祖；二、袒護金人的仇敵哈達；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葉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據誓約殺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來殺死，以資報復；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搶奪金國的人參、貂皮；七、聽信葉赫，寫信來辱罵侮慢。) 滿清一直沒有自居能與明朝處於平等地位。「七大恨」的基本思想，是抱怨明朝作爲最高統治者，卻在努爾哈赤與敵對部族發生爭執時袒護對方，沒有公平處理，那是下級對上級的申訴。例如第五大恨的「老女事件」，葉赫部的一個王公本來答應把他十四歲的妹妹送給努爾哈赤爲妾，但廿二年後，這個三十六歲的「老女」改嫁給蒙古王子，努爾哈赤認定是出於明朝的授意，身爲上級而不秉公斷事。

差不多在每個戰役之後，清方總是建議談和。因爲他們對於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本來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只求明方正式承認他們所占的土地，讓他們能永久保有，就已心滿意足了。但明朝從來置之不理，認爲對方根本沒有談和的資格。明朝的態度是這樣：「你們是朝廷的部屬，只能服從命令，怎麼能要求談判和平？」這種死要面子的不現實態度，使得明朝始終沒有能爭取到一段喘息的時間來整頓軍備、鞏固防禦。

袁崇煥充分了解到爭取暫時和平的必要。努爾哈赤的逝世正是一個好機會。這時剛好有一個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來到寧遠。滿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煥就請李喇嘛作居間的使者，派了兩名都司和隨從等三十三人，於天啓六年十月去瀋陽弔祭努爾哈赤之喪，作初步的和平試探。但他知道朝廷絕不喜歡提「議和」兩字，所以報告朝廷時，只說是派人去窺探虛實，以決定對之徵討呢，還是招安。 (註：「觀其向背離合之意，以定征討撫定之計。」見《兩朝從信錄》。) 這種誇大的說法，目的自在滿足皇帝和大臣的虛榮心。

明清雙方統帥都熟知《三國演義》中的故事，袁崇煥這齣「柴桑口臥龍弔喪」，皇太極如何會不省得？他將計就計，於十一月派了兩名使者，與李喇嘛一起來到寧遠，致書袁崇煥，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說：「你停息干戈，派李喇嘛來弔喪，並賀新君登位。你既以禮來，我也當以禮往，所以派官來道謝。至於和議一事，我父親上次來寧遠時，曾有文書給明朝朝廷，請你轉呈，但迄今沒有答覆。你的君主如果答應前書，願意和平，應當以誠信爲先。」

書信中將金國 （當時滿清的正式國號是「金」，後來才改爲「大清」。 (註：當時滿清的正式國號是「金」，史書上稱爲「後金」，以與宋朝時的「金」有所分別。到天聰十年（明崇禎九年）才改爲「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滿清，其實都應稱「金」。「滿洲」的名稱，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國號之後才出現，以前稱「建州」或「女真」、「女直」（「真」字避契丹主宗真諱，改稱「直」）。多數學者認爲，「滿洲」是文殊菩薩的「文殊、曼殊」音轉。爲便於讀者，本文不將「金、清」「建州、滿洲」「滿族」等稱呼根據歷史年代而作分別。) ） 與中國平頭並列。袁崇煥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對於文書的體例十分看重，如將來信轉呈，必定要碰大釘子，同時見到信中語氣也不大客氣，便告知使者說，此信格式不合，礙難入奏，將原信交給使者退回。皇太極改寫了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煥認爲仍然不對，又再退回。皇太極第三次改寫，自處於較低地位，袁崇煥才收了信。但明朝仍是一貫的不答。

第二年正月 （在金國是天聰元年） ，皇太極再遣前使，致書袁崇煥求和，信中說：「兩國所以構兵，在於以前明朝派到遼東的官員認爲中國皇帝是在天上，自高自大，欺壓弱小部族，我們忍無可忍，才起兵反抗。」下面照例列舉七大恨，然後提議講和。講和要送禮，要求最初締結和約時中國送給金國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匹、布千萬匹。締約後兩國每年交換禮物，金國送禮：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參千斤。中國送禮：金一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匹、布三十萬匹。兩國締結和約後，就對天發誓，永遠信守。

所提的要求是經濟性的，可見當時滿清深感財政困難，對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

大概袁崇煥要奏報朝廷，等候批覆，所以隔了兩個月金國使者才回去，隨同明方使者，帶去袁崇煥及李喇嘛的書信各一；猜想朝廷對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絕，所以袁崇煥無法作出任何讓步，他的回信內容雄辯，文采煥發，說道：過去的糾紛，都是因雙方邊境小民口舌爭競而起，這些人都已受到了應得的懲罰，再要追究是非，也已無法到陰世地府去細查，只盼雙方都忘記了吧。你十年苦戰，既然爲的只是這七件事，現在你的仇敵葉赫等等都早給你滅了。爲了你們用兵，遼河兩岸死者豈止十人？仳離改嫁的哪裡只有老女一人？遼瀋界內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還說什麼財物？你的仇怨早都雪了，早已志得意滿。只不過這些極慘極痛之事，我們明朝難以忍受罷了。今後若要修好，那麼請問：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如何送還俘虜去的男女百姓？只有盼你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而作出決定了。你所要求的財物，以中國物資的豐富，本來不會小氣，只是過去沒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還是請你重行斟酌罷。和談正在進行，你爲什麼又對朝鮮用兵？我們文武官屬不免懷疑你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以證明你的盛德。

李喇嘛的信中說：袁巡撫是活佛出世，對於是非道理，心下十分分明，這樣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願汗與各王子一切都放開了吧，佛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皇太極回信給袁崇煥說：過去的怨仇，當然是算了，否則又何必議和修好？你們的土地人民歸我之後，都已安定，這是天意，如果重行歸還，那既違反天意，又對不起人民。金國所以要出兵朝鮮，完全是由於朝鮮不對，現在已講和了。說到「言不由衷」，爲什麼你一面說要修好，一面卻又派哨卒來我方偵察，收納我方逃亡，部隊逼近我邊界，修築城堡？其實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國將帥對你也大有懷疑。至於所要求的「初和之禮」，金銀等可以減半，緞布只要原來要求的半成。我方也以東珠、人參、狐皮、貂皮等物還贈，表示雙方完全公平。既和之後，雙方互贈仍如前議。如果同意，希望辦得越快越好。

關於來往書信的格式，皇太極提議：「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國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諸臣低金國汗一字。

他答覆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對他的書信從來不加理睬；又說：你勸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這話很對，但爲什麼只勸我而不去勸明朝皇帝？如果雙方都回頭修好，豈不甚善？

後來皇太極又致書袁崇煥，抗議他修築塔山、大凌河、錦州等城的防禦工事，認爲是缺乏和平誠意，並提議劃定疆界。

平心而論，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國，於對方來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對方通信，金國也難免氣憤。金國的經濟要求，雖說是雙方互贈，實質上當然是金方大占便宜。金方答應贈送的東珠、人參、貂皮等物，大概最多只能抵過綢緞布匹的價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萬兩黃金、十萬兩銀子，等於是無償贈與。那時一兩黃金約等於十兩銀子 （明初等於四兩，後來金貴銀賤） ，明朝每年以二十萬兩銀子買得一年和平，代價低廉之至。萬曆末年，熊廷弼守遼之時，單是他一軍每個月的餉銀就需十多萬兩銀子。萬曆晚年徵收礦稅，數天之內就搜刮二百餘萬兩，可見每年二十萬兩的「和平費」並不是很大的負擔。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編軍隊，再出兵挑戰，主動與被動的形勢就轉過來了。

爲了避免戰爭，向敵人付出若干金銀財物，如果目的是爭取休整的機會，只要不是喪失主權和屈辱，並不一定是外交上的失敗。北宋真宗時寇準主持澶淵之盟，對契丹增加「歲幣」 （每年支付的和平費） ，達成相當長期的和平，避免了兩線作戰，得以集中力量去對付另一大敵西夏。當時以及後世史家並不認爲是錯誤決策，但寇準後來還是被政敵進讒，說他利用了皇帝。在西洋史上，第八世紀時，來自丹麥的維金人侵入英國，燒殺劫掠，十分殘暴，英國國王阿爾佛萊德組織抗戰，頗有成效，但維金人始終不退，占領了英國整個北方，後來的英國國王無奈，與維金人達成協議，每年付以一大筆歲幣，稱爲「丹麥金」（Danegeld），國王向人民徵稅，用來付給敵人以購買和平，稅項就叫做「丹麥金」。英國人民雖感到屈辱，但免了戰爭和被劫掠之苦，還是樂於交稅，直到後來諾曼人入侵，將丹麥侵略者逐出英國爲止，交付「丹麥金」的時期幾長達二百年。不過兩國對峙，一方付出和平費後，必須好好利用這段買來的和平時期來準備日後的抗戰，但如苟安偷生，不自振作，好像南宋一樣，結果便是滅亡。

皇太極對於緞布的要求一下子就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議以適當禮物還報，希望和議儘快辦理，可見對於締結和平的確具有極大誠意。他自知人口與兵力有限，經不起長期的消耗戰。 (註：《太宗實錄稿》：天聰七年十月，皇太極責罵主張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數之兵，若稍虧損，何以前圖？」) 此後每發生一次戰爭，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明朝當時和滿清議和的障礙，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與金人議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國的和議，人人都怕做秦檜。大家抱著同樣的心理：「只要贊成和金人議和，那就是大漢奸秦檜。」這是當時讀書人的「條件反射」。袁崇煥從實際情況出發主張議和，朝臣都不附和。遼東經略王之臣更爲此一再彈劾袁崇煥，說這種主張就像宋人和金人議和那樣愚蠢自誤。

其實，明朝當時與宋朝的情況大不相同。

在南宋時，金兵已占領了中國北方的全部，邊界要直到淮河，與揚州、南京已相距不遠。議和等於是放棄收復失地。但在明朝天啓年間，金人只占領了遼東，遼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暫時議和，影響不是極大。

南宋之時，岳飛、韓世忠、劉錡、張俊、吳璘、吳玠等大將，都是兵精能戰，金人後方不穩，黃河長江以北的義民紛紛反金，形勢上利於北伐，議和是失卻了恢復的良機。明末軍隊的戰鬥力遠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賴的只西洋大炮。但當時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動，只能用於守城，不能用於運動戰，而且並無可以爆炸的炮彈，威力比較有限。

對於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議和，宋方絕對屈辱，每年片面進貢金帛，並非雙方互贈。宋朝皇帝對金稱臣。 (註：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十二月殺岳飛。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議達成，高宗趙構向金國上表稱臣，表中說：「臣構言：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日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然而皇太極卻甘願低於明朝皇帝一級，只要求比明朝的諸臣高一級。皇太極一再表示，金國不敢與中國並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爾蒙古人高一點就滿足了。 (註：《太宗實錄》卷十二，天聰六年六月，皇太極致書大同守將求和，信中說：「和事既成，自當遜爾大國，爾等亦視我居察哈爾之上可也。」) 他和袁崇煥書信來往，態度上是很明顯的謙恭。 (註：皇太極來信的開頭是（根據原信）：「汗致書袁老先生大人」。（後來乾隆時修訂《太宗實錄》覺得語氣太卑，才改爲「皇帝致書袁巡撫」，但當時皇太極未稱帝，決不可能有「皇帝」的稱呼。）袁崇煥書信的開頭是：「遼東提督部院，致書於汗帳下：再辱書教，知汗漸欲恭順天朝，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無量也。」)

可見宋金議和與明金議和兩事，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皇太極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後來索性改了國號，不稱金國，而稱「大清」，以免引起漢人心理上敵對性的連鎖反應。 (註：後來皇太極在寫給祖大壽的信中（那時袁崇煥已死），曾說：「爾國君臣，惟以宋朝故事為鑑，亦無一言復我。然爾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孫。彼一時，此一時，天時人心，各有不同。爾大國豈無智慧之時流，何不能因時制宜乎？」其實努爾哈赤、皇太極等一直自認是金的子孫，他爲了求和，連祖宗也不認了。)

袁崇煥和皇太極信使往來，但因朝中大臣視和議如洪水猛獸，談判全無結果。

當時主張和金人議和，非但冒舉國之大不韙，而且是冒歷史上之大不韙。中國過去受到外族的軍事壓力而議和，通常總是屈辱性的，漢人對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將「議和」、「投降」、「漢奸」三件事聯繫在一起。後來袁崇煥被殺，「主張和議」是主要罪名之一。

當軍事上準備沒有充分之時，暫時與外敵議和以爭取時間，中國歷史上兩個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過。漢高祖劉邦曾與匈奴議和，爭取時間來培養國力，到漢武帝時才大舉反擊。唐太宗李世民曾與突厥議和 （那時是他父親李淵做皇帝，但和議實際上是李世民所決定） ，等到整頓好軍隊後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過這不是中國歷史上傳統觀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與侵略本國的外敵議和是投降，是漢奸。」

其實，同是議和，卻有性質上的不同，決不能一概而論。基本關鍵在於：議和是永久性的投降？還是暫時妥協、積極準備而終於大舉反攻、得到最後勝利？單是在現代史上，後者的例子就多得很。共產黨人尤其善於運用，如列寧在第一次大戰時與德國議和，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訂停戰協定，北越、南越越共與美國、西貢政府簽訂巴黎停戰協定等都是。議和停戰只是策略，決不等於投降。策略或對或錯，投降通常是錯。然而明末當國的君臣都是庸才，對於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大局發展的前途都茫無所知，既無決戰的剛勇，也無等待的韌力。那時爲了對滿清及民軍用兵，賦稅大增，人民生活困苦之極，國庫入不敷出，左支右絀，百廢不舉，對軍隊欠糧欠餉，裁撤驛站 （既破壞了必要的交通及通訊設備，大量失業的驛卒更成爲造反民軍的骨幹，李自成即爲被裁的驛卒） ，如能有十年八年的休戰言和，對朝廷和人民都是極大好事。袁崇煥精明正確的戰略見解，朝廷中君臣下意識的認爲是「漢奸思想」。

袁崇煥當然知道如此力排衆議，對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將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爲重。 (註：他後來在寫給崇禎的奏章中說：「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說：「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癡漢也。唯其癡，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唯其癡，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所謂「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與金人議和。) 以他如此剛烈之人，對聲名自然非常愛惜，給人罵作「漢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較起來，死守寧遠、抗拒大敵，在他並不算是難事，最多打不過，一死殉國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負擔成爲「歷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責任，可艱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剛強的人，越是不重視性命而不肯忍受恥辱。越是儒家的書讀得多，心中歷史感極其深厚的人，越是寶貴自己的名節。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舉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跡，如張巡睢陽死守，顏杲卿常山罵賊，袁崇煥做起來並不困難。對於性格柔和的人，當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義難，在袁崇煥這樣的偉烈之士，卻是守寧遠易而主和議難。主張議和，他必須違反歷史傳統、違反舉國輿論、違反朝廷決策、更違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連自己都反。

他是個衝動的熱情的豪傑，是「寧爲直折劍、猶勝曲全鉤」的剛士，是行事不顧一切、「幾大就幾大」的蠻子，可是他終於決定：「忍辱負重」。

在他那個時代，絕無現代西方民主社會中尊重少數人意見的習慣與風度。連袁崇煥自己在內，都相信「國人皆曰可殺」多半便是「可殺」。那是一個非此即彼、決不容忍異見的時代，是正人君子紛紛犧牲生命而提出正義見解的時代。卑鄙的奸黨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對風骨和節操越是看重。東漢和明末，是中國歷史上讀書人道德價值最受重視的兩個時期。歲寒堅節，冰雪清操，在當時的道德觀念中，與「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愛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終於因主和而爲天下士論所不齒，對他將是多麼嚴重的事。當魏忠賢灼手可熱之時，他手下一般趨炎附勢之徒將反對派都稱爲「東林黨」，名之曰「奸黨」。袁崇煥與清流派關係密切，但因手統雄兵，爲關外重鎮，所以沒有名列「東林黨人榜」，袁崇煥反以此爲愧，耽心不得流芳千秋。 (註：袁崇煥詩：《東林黨人榜中無姓名，書此志感》：「忍將一網盡清流，不絕根株總不休，巧造禍胎偏點將，欲憑毒手取封侯（金庸按：魏忠賢奸黨造東林黨榜，並列出點將錄，列舉東林黨領袖與梁山泊一百零八將相配，企圖一網打盡，自己可藉此謀取富貴），曾知道學宜常講，早識機關動隱憂。愧我榜中無姓氏，流芳不得共千秋。」)

他對金人的和談並不是公開進行的，因此並沒有受到普遍的抨擊，但他當然預料到將來終於要公開，清議和知友的譴責不可避免的會落到他頭上。

在袁崇煥死後十三年的崇禎十五年，明朝局勢已糜爛不可收拾。洪承疇於所統大軍全軍覆沒後投降滿清。松山、錦州失守。崇禎便想和滿清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張獻忠等民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更明白無力兩線作戰，暗中與皇帝籌劃對滿清講和。崇禎和陳新甲不斷商議，朝中其他大臣聽到了風聲，便紛紛上奏，反對和議。崇禎矢口不認，說根本沒有議和的事，你們反對什麼？崇禎每次親筆寫手詔給陳新甲，總是鄭重警誡：這是天大機密，千萬不可洩漏而讓羣臣知道了。

該年八月，崇禎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詔書去給陳新甲，催他儘快設法和滿清議和。陳新甲出外辦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將皇帝的密詔留在他書房中的几上而去。陳新甲的家僮誤以爲是普通的「塘報」 （各省派員在京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諭與奏章，稱爲「塘報」） ，拿出去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這樣一來，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議的事就公開了出來，羣臣拿到了證據，登時譁然，立刻紛紛上奏章反對。

皇帝再也無法抵賴，惱怒之極，下詔要陳新甲解釋，責問他爲什麼主張議和，罪大惡極之至。陳新甲的聲辯書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詔中的句子，證明這是出於皇上的聖意。崇禎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陳新甲著即斬決。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親藩 （李自成破開封，烹殺福王） ，兵部尚書應負全責。

那時距明朝之亡已不過一年半，局面的惡劣可想而知，但羣臣還是堅決反對議和，連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國防部長暗中商量，表面上堅決不肯承認，最後消息洩漏，便殺了國防部長以卸自己責任。從這件事中，可以見到當時對「議和」是如何的忌諱，輿論壓力是如何沉重。連崇禎這樣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對羣臣承認有議和之意。

袁崇煥卻膽敢進行議和。那正是出於曾子所說「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對，雖有千萬人反對，我還是幹了」那種浩然之氣。 (註：《孟子·公孫丑》：「昔者曾子謂子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諸葛亮出師北伐，天下皆稱其忠。岳飛苦戰抗敵，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煥的功業或許比不上諸葛亮和岳飛，雖然，那也是很難真正比較的，然而他身處嫌疑之地而行舉世嫌疑之事，這種精神上的痛苦負擔，諸葛亮和岳飛卻幸而不必經受。

袁崇煥有一句詩：「心苦後人知」。當真是英雄寂寞，壯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當時的諒解，只盼望自己這番苦心孤詣能爲後人所知。當我寫到這一段文字時，想到他的耿耿之懷，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劇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壯美，深刻的悽愴意。

正確的戰略決策無法執行，朝政越來越腐敗，在魏忠賢籠罩一切的邪惡勢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關外酷寒的天氣，生長於亞熱帶的廣東人實在感到很難抵受。在這期間，袁崇煥從廣東招募來的人員中有人要回故鄉去了，臨別時問他：你留在這裡繼續擔當艱危呢，還是回鄉以求平安？他寫了一首詩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內心你還不明白嗎？又何必問安危去留？我在這裡奮不顧身，本來不是爲了富貴。故鄉的親友們如果問起，請你轉告：邊界還沒有平靖，我只有感到慚愧，當然要繼續幹下去。 (註：袁崇煥《邊中送別》：「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爲封侯。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尚未收。」)

袁崇煥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二弟崇燦（一說是他哥哥）當他在關外時在故鄉逝世。三弟崇煜隨著他在軍中辦事，後來也告辭回鄉。袁崇煥從寧遠送他到山海關而分手，寫了兩首詩給他，說：邊疆需要人守御，昇平還沒有得到，我早已決心報國，安危去留的問題不必提了。 (註：袁崇煥《山海關送季弟南還》：「公車猶記昔年情，萬里從我塞上征。牧圉此時猶捍禦，馳驅何日慰昇平？由來友愛鍾吾輩，肯把鬚眉負此生？去住安危俱莫問，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於汝倍關情，此日臨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誰好劍？牢騷男子爾能兵。才堪逐電三驅捷，身上飛鵬一羽輕。行矣鄉邦重努力，莫耽疏懶墮時名。」其中「磊落丈夫誰好劍？牢騷男子爾能兵」兩句，寫出了他兩兄弟豪邁的性格，就詩而論，也是豪邁的好詩。)

八

在這段時期中，皇太極進攻朝鮮，打了幾個勝仗後，朝鮮投降，訂立了對滿清十分有利的和約，每年從朝鮮得到糧食、金錢和物品的供應。皇太極本來提出三個條件：割地、擒毛文龍、派兵一萬助攻中國。朝鮮對這三個條件無法接納，但在經濟上儘量滿足滿清的要求。同時在此後的明清戰爭中，朝鮮改守中立，使滿清去了後顧之憂。

在皇太極對朝鮮用兵之時，袁崇煥加緊修築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禦工事，派水師去支援皮島的毛文龍，另派趙率教、朱梅等九員將領率兵九千，進兵三岔河，牽制清軍，作朝鮮的聲援。但朝鮮不久就和滿清訂了城下之盟，趙率教等領兵而回，並未和清軍接觸。

皇太極無法和明朝達成和議，卻見袁崇煥修築城堡的工作進行得十分積極，時間越久，今後進攻會更加困難，於是決定「以戰求和」，對寧遠發動攻擊。

天啓七年 （一六二七年） 五月，皇太極親率兩黃旗、兩白旗精兵，進攻遼西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兩個要塞，隨即進攻寧遠的外圍要塞錦州。

五月十一，皇太極所率大軍攻抵錦州，四面合圍。這時守錦州的是趙率教，他和監軍太監紀用守城，派人去與皇太極議和，那自是緩兵之計，以待救兵。皇太極不中計，攻城愈急。

袁崇煥派遣祖大壽和尤世祿帶了四千精兵，繞到清軍後路去包抄，又派水師去攻東路作爲牽制。這時天熱，海上不結冰，水師用得著了。但駐在清軍後方皮島的明軍統帥毛文龍不肯出兵牽制。

趙率教是陝西人，這人的人品本來是相當不高的。努爾哈赤攻遼陽時，趙率教是主帥袁應泰的中軍 （參謀長） 。袁應泰是不懂軍事的文官，趙率教卻沒有盡他做參謀長的責任，這個戰役指揮得一塌胡塗。清軍攻破遼陽，袁應泰殉難，趙率教卻偷偷逃走了，論法當斬，不知如何得以倖免，想來是賄賂了上官。後來王化貞大敗，關外各城都成爲無人管的地方，趙率教申請戴罪立功，帶領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衛，但到達時發覺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進。努爾哈赤攻寧遠，趙率教在前屯衛，距離很近，自己不親去赴援，後來寧遠大捷，他卻想分功，以致給滿桂痛罵，釀成了很大風波。

和滿桂衝突時，袁崇煥相當支持他。趙率教感恩圖報，又得袁崇煥時時勉以忠義，到錦州大戰時，他突然之間似乎變了一個人。他和前鋒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等率兵奮勇死戰，和皇太極部下的精兵大戰三場，勝了三場，小戰二十五場，也是每戰都勝。從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十四天之中，無日不戰，戰況的激烈，不下於當年寧遠大戰。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極增兵猛攻。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彈和矢石，清兵受創極重。攻到天明時，皇太極見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紮營，等候各路兵馬集中整編。

趙率教轉怯爲勇，自見敵潛逃到拼死守城，自畏縮不前到激戰二十四日，到後來更在保衛北京之役中血戰陣亡，終於在歷史上與滿桂齊名，成爲當時的兩大良將。他這個重大轉變，非常突出的證明了袁崇煥的領導才能。

皇太極整理好了部隊，轉而去攻寧遠。

清軍上次在寧遠吃過敗仗，兵將心中對袁崇煥都是很忌憚的。大貝勒代善見城中有備，就勒兵不攻。皇太極對諸將說：「先汗攻寧遠不克，這次我攻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寧遠，我可要聲名掃地了。」於是下令總攻，擊破城下明軍騎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寧遠之戰，袁崇煥部的戰鬥力已有增強，敢於到城外決戰了。上次要清軍退後，才派五十名敢死隊縋到城下拾箭枝，可見不敢開城門。

這次滿桂率領明軍在城南二里列陣，城牆下環列槍炮。皇太極佯敗，想引明軍來攻，然後伏兵齊起。但明軍沒上當，守壘不追。皇太極於是回軍再戰。

袁崇煥親上城頭督戰，大聲呼叫。滿桂戰於城外。祖大壽、尤世祿回師攻擊清兵後路。雙方死傷均重，滿桂身中數箭。明軍野戰終於打不過清軍，於是退入城中據守。這場大戰打得十分慘烈，城壕中填滿了兩軍兵將的死屍。

守軍又以葡萄牙大炮轟擊，擊碎清方大營帳一座及皇太極的白龍旗，殺傷清兵不少。明方的報告說，皇太極長子召力兔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蕩寧古貝勒在陣上被明軍射殺，又殺固山 （領七千五百人，相當於團長） 四人、牛錄 （領三百人，相當於營長） 三十餘名。這報告失之誇大，事實上並無皇太極的兒子在此役中陣亡。但清方紀錄中也說：濟爾哈朗貝勒、薩哈廉貝勒、大將瓦克達、阿格等均受傷。

皇太極見部隊損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錦州南面，亦不能拔，將士又遭到不少傷亡，將領覺多拜山、巴希等陣亡。七月，清兵敗回瀋陽。

這一役明朝稱爲「寧錦大捷」，是明軍對清軍第二次血戰勝利。

袁崇煥在報功的奏章中，力稱功勞最大的是滿桂。 (註：袁崇煥的奏章中說：「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合馬交鋒，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槍，下而拼命，不顧夷之兇狠剽悍。臣復憑堞大呼，分路進追。諸軍忿恨，誓一戰以挫此賊。此皆將軍滿桂之功居多。」) 他和滿桂向來頗有意見衝突，但在奏章中力稱寧遠大捷以滿桂之功居多，可見光明磊落，大公無私。

第一次寧遠大捷是天啓六年正月，第二次寧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個月。在這短短的十六個月之間，袁崇煥加強了明軍的戰鬥力，搶築了錦州的防禦工事，固守在清軍的後路，使皇太極有後顧之憂，不敢久攻寧遠。同時清軍先攻錦州不克，再攻寧遠，氣勢已挫。可見袁崇煥這十六個月中的準備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時期，局面當然更有改進。

這一仗大捷，葡萄牙的紅衣大炮是有功勞的。明朝這時本來已驅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傳教士。傳教士波爾、米克耳兩人見到明清交兵，有機可乘，便發動澳門的葡人，向明朝提供軍費和炮手。明朝於是召還已驅逐了的教士。本來祕密傳教變成了公開，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進入中國。 (註：馬耳丁的《韃靼戰記》中大吹葡萄牙傳教的功勞，又說：「上帝對於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國皇帝對韃靼人（指滿清）作戰大勝。」其實天啓皇帝信仰的是魯班先師，並沒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後來中國在外國教士和技師指導之下自行鑄炮。所鑄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稱爲「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將軍」，還派官祭炮，請將軍發威破敵。滿人要直到數年之後，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開始鑄造大炮。

袁崇煥在政治上屬於魏忠賢的敵對派系。他中進士的主考官韓爌、保薦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東林黨的巨頭。袁崇煥當然不肯剋扣軍餉去孝敬魏忠賢。但爲了大目標是守御錦州、寧遠，他也相當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撫都爲魏忠賢建生祠，袁崇煥如果不附和，立刻就會罷官，守御國土的大志無法得伸，因此當時也只得在薊遼爲魏忠賢建生祠。這座生祠，聖旨題名曰「懋德」。

但魏忠賢仍是不滿意。所以雖有寧錦大捷，袁崇煥卻得不到什麼重賞，只升官一級。奉承魏忠賢的官員卻有數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劃有功，連魏忠賢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嬰兒從孫，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賢是太監，沒有兒子，只好大封他侄兒，封他侄兒的兒子。

魏忠賢這時更叫一名御史彈劾袁崇煥主張和議，「設策太奇」，攻擊他沒有去救錦州。袁崇煥在這樣的壓力之下，只得自稱有病，請求辭職。魏忠賢立刻批准，派兵部尚書王之臣去接替。 (註：《明熹宗實錄》卷八六、天啓七年七月丙寅，河南道御史李應薦攻擊袁崇煥「假吊修款，設策太奇」、「不急援錦州」爲過失，魏忠賢以皇帝的名義批示：「得旨：近日寧錦危急，賴廠臣（按：廠臣指特務機關東廠的領導，即魏忠賢自己，魏以寧錦大捷爲己功。）調度，以奏奇功，說得是。袁崇煥暮氣難鼓，物議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寧遠督師，朕業特簡樞臣，俾星馳赴料理。」)

皇太極聽到這個消息，當然是大喜若狂，而聽到加給袁崇煥的罪名與評語竟是「暮氣」兩字，恐怕大喜之餘，卻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煥這樣的人竟算「暮氣沉沉」，卻不知誰才是「朝氣蓬勃」？

袁崇煥離開寧遠時，心中感慨萬千，可想而知。那時他還只四十三歲，方當壯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負的時候。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屬將士既感詫異，更是忿忿不平。他寫了一首詩給一個部將，詩中說：我們慷慨同仇，間關百戰，功勞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卻只有後人知道了。建功立業固然很好，回家休養也算不錯。對於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罷。這首詩顯得很有氣度。 (註：袁崇煥《南還別陳翼所總戎》：「慷慨同仇日，間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麋鹿還山便，麒麟繪閣宜。去留都莫訝，秋草正離離。」其中「功高明主眷」這一句，不免含有苦澀的意味。天啓絕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結果卻得了這樣的「眷」，這位「明主」，真是「明」得很了。「翼所」是明抗遼名將陳策的字，但據楊寶霖先生考據，陳策於天啓元年在援瀋陽之戰中陣亡，所以此詩中的陳翼所當非陳策，而另有其人。)

不過他對於天啓皇帝，還是十分感激的。他本來是一個七品知縣，自天啓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間，幾乎年年升官，中間還跳級，直升到「巡撫遼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實在算是飛黃騰達。他自覺升官太快，曾上疏辭謝。他說在同中進士的諸同年中，官職最高之人和他也差著好幾級，爲了要做部屬武將的榜樣，請皇帝收回升賞的成命。皇帝批覆說：你接連三次謙辭，品德很好，但你功勞大，升官是應該的。 (註：袁崇煥《天啓六年六月初十日謝陞蔭疏》中說：「且武人奔競，少豎立便欲厚遷，稍不合輒思激去，要挾朝廷，開釁同類，令邊疆始終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處於恬，何以消諸將之競？況臣原無富貴之心，又皇上所鑒也。」對這個辭賞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聖旨：袁崇煥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爲過；乃三疏控辭，愈征克讓。還著遵旨祇承。該部知道。」)

他在回廣東故鄉途中，經過大庾嶺時寫了一首詩，感念天啓對他的知遇之恩。 (註：袁崇煥《歸庾嶺》：「功名勞十載，心跡漸依違。忍說還山是？難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數卷封章外，渾然舊日歸。」) 他心中明白，天啓是個昏君，可是對待自己實在很好。

袁崇煥留下來的詩篇，大多數是憂國憂民、悲憤沉鬱之作，也有一些感慨傷逝、懷念親友的，有幾首表示家貧俸薄，愧對母妻。思念他一生，真是生於憂患，長於憂患，只有兩三首小詩，稍顯他幽默的一面。

《博浪城》

一椎如許大，誤中亦由天。

此事同兒戲，留侯尚少年。

他評張良偕力士在博浪沙以鐵椎行刺秦始皇，誤中副車，還算幸運，事先無周密計劃，本來成功機會不大，張良那時還是個少年，行動有些兒戲，那也難怪了。

《上蔡縣》

富貴爲丞相，臨危不必言。

若能甘逐客，牽犬出東門。

李斯爲秦丞相，給秦二世、趙高殺害，臨刑時對兒子嘆息說：「從前做平民時，同你牽了黃犬出東門遊玩，何等逍遙自在。現在已不可得了。」袁崇煥說：當年秦始皇要驅逐外國客卿，你上什麼《諫逐客書》，勸阻了秦皇，留下來做丞相，要是當日你心甘寧願的走路，今日豈不可以逍遙自在的帶了兒子、牽了黃犬出東門遊玩嗎？ （這首詩已含有急流勇退之意，也表示：既要做大官，不免難逃給皇帝殺頭的命運。）

《邵武暑中閒坐》

閒坐了無事，安排去作詩。

最嫌吟未穩，鸚鵡已先知。

袁崇煥雖是進士，大概詩才不敏捷，不能出口成詩，而須「安排去作詩」，作詩而要安排，有點自嘲。那時是他在福建邵武縣當知縣，沒有公事要辦，閒坐無聊，不如安排了去作幾首詩罷，於是磨墨鋪紙，提筆作詩。幾句詩吟來吟去，總覺得不滿意，最惱人的是，好句子想不出來，那幾句不住誦讀、不斷推敲的庸句，卻給架上鸚鵡聽得熟了，搶著念了出來。鸚鵡要學會一句句子，須得聽人上百遍的重複，可見袁崇煥把他這些平庸句子已翻來覆去的念了不少遍。其實這未必是事實，可能他爲了自嘲而誇張。其他的好詩沒作出來，我覺得這首自嘲詩才遲拙之詩倒是佳作。

他到了廣州，去光孝寺遊覽，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殺人甚多，和環境大不調和， (註：袁崇煥《過訶林寺口占》：「四十年來過半身，望中祇樹隔紅塵。如今著足空王地，多了從前學殺人。」「空王」是指釋迦牟尼。) 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調和而已。英雄豪傑，一往無悔，卻也無須對菩薩低頭，不必對殺了該殺之人有什麼遺憾。

據馮承鈞譯、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羅馬教廷耶穌會士卜彌格傳》：崇禎三年，澳門葡人隊長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廣州巨商恐失壟斷中西貿易之利，厚賂朝臣，加以阻撓。後葡軍隊長公沙的西勞陣亡於登萊。《碧血劍》小說略取其意。

九

天啓皇帝熹宗捉了幾年迷藏 （他初做皇帝時，愛和小太監捉迷藏） ，做了幾年木工 （不是做皇帝） ，天啓七年八月，在二十三歲上死了。

天啓的兒子都已夭折，有些后妃懷了孕，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賢設法弄得流產，所以沒有兒子。由他親弟弟信王由檢接位，年號崇禎。

朱由檢當時虛歲是十八歲。他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其實只十六歲另八個月。這個十七歲的少年皇帝不動聲色的對付魏忠賢，先將他的黨羽慢慢收拾，然後逼得他自殺。這場權力鬥爭處理得十分精采。

魏忠賢死後，附和他的無恥大臣被稱爲「逆黨」，或殺頭，或充軍，或免職，人心大快，在「寧錦大捷」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

被魏忠賢逆黨排擠罷官的大臣又再起用，他們都主張召回袁崇煥。天啓七年十一月，升袁崇煥爲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再升他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兵部尚書是正二品的大官，所轄的軍區，名義上也擴大到北直隸 （河北） 北部和山東北部沿海，成爲抗清總司令。不過薊州、天津、登萊各地另有巡撫專責，所以袁崇煥所管的實際還是山海關及關外錦寧的防務。

明末軍制，在外帶兵的文臣，頭銜最高的是督師，通常以大學士兼任，宰相出外帶兵，才稱督師；其次是總督或經略，由兵部尚書或侍郎兼任；更其次是巡撫；巡撫之下才是武將中最高的總兵官。袁崇煥不是大學士，卻有了大學士方能得到的軍事最高官銜。以前遼東歷任軍事長官都只是經略或巡撫。那時距他做知縣之時還只六年。

袁崇煥在廣東家居這幾個月中，與一般文人詩酒唱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陳子壯。

陳子壯是廣東南海人，和袁同科中進士，陳是探花。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時出題目諷刺魏忠賢，因而被罷官。袁陳兩人同鄉同年，又志同道合，交情自然非同尋常。陳子壯在崇禎時起復，做到禮部侍郎，後來在廣東九江起兵抗清，戰敗被俘，不降而死，也是廣東著名的民族英雄。當時與袁時常在一起聚會的，還有幾個會做詩的和尚。

袁崇煥應崇禎的徵召上北京時，他在廣東的朋友們替他餞行。畫家趙惇夫畫了一幅畫，圖中一帆遠行，岸上有婦女二人、小孩一人相送。陳子壯在圖上題了四個大字：「膚公雅奏」，「膚公」即「膚功」，祝賀他「克奏膚功」的意思。圖後有許多人的題詩，第一個題的就是陳子壯。這幅畫本來有上款，後來袁崇煥被處死，上款給收藏者挖去了，多次易手流轉，到光緒年間才由王鵬運考明真相。一羣廣東文人後來將圖與詩影印成一本冊子，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原圖目前是在香港。

「膚公雅奏圖」上的題詩，大都是稱譽袁崇煥的抗清功績，預料此去定可掃平胡塵、燕然勒石、麟閣題名等等。好幾人詩句中都提到袁崇煥的「談鋒」、「高談」、「笑談」。 (註：陳子壯：「曾聞緩帶高談日，黃石兵籌在握奇。」梁國棟：「笑倚戎車克壯猷，關前氛祲仗誰收？忻看化日回春日，再上邢州護錦州。」傅於亮：「天山自昔憑三箭，遼左而今仗一夫。秉鉞紛紛論制勝，笑談尊俎似君無？」鄧楨：「冠加薦角峨應甚，賜有龍文許自專（指尚方劍）。借箸獨當天下計，折衝隨運掌中權。」鄺瑞露：「行矣莫忘黃石語，麒麟回首即江湖。」「供帳夜懸南海月，談鋒春落大江潮。」「衣布尚憐天下士，高歌誰是眼中人？」鄺瑞露即鄺湛若，廣東名士，南海人，後助守廣州，清兵破城時不屈而死。) 喜與朋友們高談闊論，一定是他個性中很顯著的特點。

在這幅畫上題詩的共有十九人，其中有和尚三人，另有幾個是袁的幕僚。值得注意的是，有八個人在十處地方提到了黃石公、赤松子、圯上的典故，這決不會是偶然現象。這典故是說張良立了大功之後，隨即退隱，才避免給猜忌殘忍的劉邦所殺。在這次餞別宴中，袁崇煥的朋友們一定強調必須「功成身退」，大家對於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所以在詩中一再警戒。 (註：近人葉恭綽題袁崇煥墓有句云：「遊仙黃石空餘願」。自註：「袁再起督師，諸友餞別詩多以黃石、赤松爲言，疑有所諷，惜袁不悟。」其實不是袁崇煥不悟；張良是功成身退而從赤松子游，袁崇煥根本沒有機會「功成」，自然談不上「身退」。不過以他的熱血熱腸，即使是功成了，多半還是不肯身退的，勢必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袁崇煥不是明哲保身的「智士」，而是奮不顧身的「烈士」。)

七月，袁崇煥到達北京，崇禎 (註：對崇禎本應稱朱由檢、思宗、莊烈帝、懷宗、毅宗，或崇禎皇帝。本文以他年號稱呼，是習慣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稱清聖祖爲康熙、清高宗爲乾隆。) 召見於平台，那是在明宮左安門。 (註：崇禎召見袁崇煥的情形與對話，主要根據李遜之所著《三朝野記》與文秉所著《烈皇小識》兩書，其後周延儒對袁崇煥的中傷，也根據這兩書所載。李遜之的父親李應昇是反對魏忠賢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徵明的玄孫，他父親文震孟在崇禎時任大學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啓年間上奏，直指皇帝諸事不理，猶如「傀儡登場」，朝政全由魏忠賢擺布。魏忠賢於是叫了一班傀儡戲，到宮中演給熹宗看，熹宗看得大樂。魏忠賢便說：「文震孟說皇上是傀儡登場，那就是這樣子了。」熹宗當然大怒，將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遜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重視名聲與節操，他們記載朝中大事，應該相當可靠。此外並參考《崇禎實錄》及《崇禎長編》之崇禎元年記事。)

崇禎見到袁崇煥後，先大加慰勞，然後說道：「建部跳梁，已有十年了，國土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遼方略，可具實奏來！」

袁崇煥奏道：「所有方略，都已寫在奏章里。臣今受皇上特達之知，請給我放手去乾的權力，預計五年而建部可平，全遼可以恢復。」

崇禎道：「五年復遼，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袁崇煥謝恩歸班。崇禎暫退少憩。

給事許譽卿就去問袁崇煥，用什麼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內平遼。袁崇煥道：「我這樣說，是想要寬慰皇上。」許譽卿已服侍崇禎將近一年，明白皇帝的個性，袁崇煥卻是第一次見到皇帝。許譽卿於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豈可隨便奏對？到五年期滿，那時你還沒有平遼，那怎麼得了？」袁崇煥一聽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剛才的話說得有些誇張了。

他答應崇禎五年之內可以平定滿清、恢復全遼，實在是一時衝動的口不擇言，事實上那幾乎是不可能的。袁崇煥和崇禎第一次見面，就犯了一個大錯誤。大概他見這位十七歲半的少年皇帝很著急，就隨口安慰。

過了一會，皇帝又出來。袁崇煥於是又奏道：「建州已處心積慮的準備了四十年，這局面原是很不易處理的。但皇上注意邊疆事務，日夜憂心，臣又怎敢說難？這五年之中，必須事事應手，首先是錢糧。」崇禎立即諭知代理戶部尚書的右侍郎王家楨，必須著力措辦，不可令得關遼軍中錢糧不足。

袁崇煥又請器械，說：「建州準備充分，器械犀利，馬匹壯健，久經訓練。今後解到邊疆去的弓甲等項，也須精利。」崇禎即諭代理工部尚書的左侍郎張維樞：「今後解去關遼的器械，必須鑄明監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辦。」

袁崇煥又奏：「五年之中，變化很大。必須吏部與兵部與臣充分合作。應當選用的人員便即任命，不應當任用的，不可隨便派下來。」崇禎即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將袁崇煥的要求諭知。

袁崇煥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遼是有餘的，但要平息衆人的紛紛議論，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與皇上就隔得很遠，忌功妒能的人一定會有的。這些人即使敬懼皇上的法度，不敢亂用權力來搗亂臣的事務，但不免會大發議論，擾亂臣的方略。」崇禎站起身來，傾聽他的說話，聽了很久，說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條，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

大學士劉鴻訓等都奏，請給袁崇煥大權，賜給他尚方寶劍，至於王之臣與滿桂的尚方劍則應撤回，以統一事權。崇禎認爲對極，應予照辦。談完大事後，賜袁崇煥酒饌。

袁崇煥辭出之後，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關遼軍務基本戰略的三個原則： (註：《明史·袁崇煥傳》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從各方調兵前往。因此守遼的部隊來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廣、浙江均有。這些士卒首先對守御關遼不大關心，戰鬥力既不強，又怕冷，在關外駐守一段短時期，便遣回家鄉，另調新兵前來。袁崇煥認爲必須用遼兵，他們爲了保護家鄉，抗敵勇敢，又習於寒冷氣候。訓練一支精兵，必須兵將相習，非長期薰陶不爲功，不能今天調來，明天又另調一批新兵來替換。他主張在關外築城屯田，逐步擴大防守地域，既省糧餉，又可不斷的收復失地。

「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明兵打野戰的戰鬥力不及習於騎射的清兵，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內扭轉過來，但大炮的威力卻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長，守堅城而用大炮，立於不敗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敵不意之時，才和清兵打野戰。爲了爭取時間來訓練軍隊、加強城防，有時還須在適當時機中與敵方議和，這是輔助性的戰略。

「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執行上述方策之時，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須穩紮穩打，腳踏實地，慢慢的推進。絕對不可冒險輕進，以致給敵人以可乘之機。

這三個基本戰略，是他總結了明清之間數次大戰役而得出來的結論。明軍三次大敗，都敗於野戰，以致全軍覆沒；寧遠兩次大捷，都在於守堅城、用大炮。

這基本戰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轉形勢，轉守爲攻。但他耽心兩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對他不信任，二是敵人挑撥離間，散布謠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對此特別強調。他聲明在先，軍隊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蠻勁，幹事不依常規，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穩，面面俱圓，那做不到。總而言之：「我不顧自己性命，給皇上辦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請皇上不必理會罷。」

崇禎接到這道奏章，再加獎勉，賜他蟒袍、玉帶與銀幣。袁崇煥領了銀幣，但以未立功勳，不敢受蟒袍玉帶之賜，上疏辭謝了。

崇禎這次召見袁崇煥，對他言聽計從，信任之專，恩遇之隆，實是罕見。但不幸得很，袁崇煥這奏章中所說的話，一句句無不料中，終於被處極刑。這使我想起文徵明的一首詞來。他見到宋高宗親筆寫給岳飛的敕書，書中言辭親切無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滿江紅》，其中有一句：「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崇禎對待袁崇煥，實也令人慨當初倚之何重，後來何酷。

其間的分別是，岳飛當時對自己後來的命運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煥卻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將來難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敵人的離間之計，卻還是要去擔任艱危，這番捨身赴難的心情，更令後人深深嘆息。

十

袁崇煥還沒有到任，寧遠已發生了兵變。

兵變是因欠餉四個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與湖南、湖北的湖廣兵。兵卒把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等縛在譙樓上。兵備副使把官衙庫房中所有的二萬兩銀子都拿出來發餉，相差還是很多，又向寧遠商民借了五萬兩，兵士才不吵了。畢自肅自覺治軍不嚴有罪，上吊自殺。兵士的糧餉本就很少，拖欠四個月，叫他們如何過日子？這本來是中央政府財政部的事。連寧遠這樣的國防第一要地，欠餉都達四個月之久，可見當時政治與財政的腐敗。畢自肅在二次寧遠大戰時是兵備副使，守城有功，因兵變而自殺，實在是死得很冤枉的。朱梅是軍中勇將，幾大戰役中血戰有名。

袁崇煥於八月初到達，懲罰了幾名軍官，其中之一是後來大大有名的左良玉，當時是都司；又殺了知道兵變預謀而不報的中軍，將兵變平定了。

但京里的餉銀仍然不發來，錦州與薊鎮的兵士又譁變。如果這時清軍來攻，寧遠與錦州怎麼守得住？局勢實在危險之至。袁崇煥有什麼法子？只有不斷的上奏章，向北京請餉。

崇禎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遺傳。他一方面接受財政部長的提議，增加賦稅，另一方面對於伸手來要錢之人大大的不滿。

袁崇煥屢次上疏請餉。崇禎對諸臣說：「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復遼、及清慎爲己任，這缺餉事，須講求長策。」又說：「關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如何得了？」

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軍士要挾，不單單是爲了少餉，一定另有隱情。古人雖羅雀掘鼠，而軍心不變。現在各處兵卒爲什麼動輒鼓譟，其中必有原故。」崇禎道：「正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哪裡又會到這地步呢？」

「羅雀掘鼠」這四字崇禎聽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於這四個字，向著首輔的位子邁進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蘇宜興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歲連中會元狀元，《明史·周延儒傳》：「年甫二十餘，美麗自喜。」這個江南才子小白臉，真是小說與戲劇中的標準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傳」。本來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惡，他後來做首輔，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過他事事迎合崇禎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禎性格的反映。但「逢君之惡」當然也就是奸。這個人和袁崇煥恰是兩個極端。袁崇煥考進士考了許多次落第，到三十五歲才中了三甲第四十名進士，相貌相當不漂亮， (註：《明史·錢龍錫傳》：「龍錫奏辯，言：『崇煥陛見時，臣見其貌寢，退謂同官：此人恐不勝任。』」錢龍錫是宰相，他這話也是胡說八道，怎能見人家相貌難看，便說他不能擔當大事？) 性格則是十分的鯁直剛強。

「羅雀掘鼠」是唐張巡的典故。張巡在睢陽被安祿山圍困，苦守日久，軍中無食，只得張網捉雀、掘穴捕鼠來充飢，但仍死守不屈。羅雀掘鼠是不得已時的苦法子，受到敵人包圍，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時也都有這種精神？

周延儒乘機中傷，崇禎在這時已開始對袁崇煥信心動搖。他提到袁崇煥以「清慎爲己任」，似乎對他的「清」也有了懷疑。崇禎心中似乎這樣想：「他自稱是清官，爲什麼卻不斷的向我要錢？」

袁崇煥又到錦州去安撫兵變，連疏請餉。十月初二，崇禎在文華殿集羣臣商議，說道：「崇煥先前說道『安撫錦州，兵變可彌』，現在卻說『軍欲鼓譟，求發內帑』，爲什麼與前疏這樣矛盾？卿等奏來。」

「內帑」是皇帝私家庫房的錢。因爲戶部答覆袁崇煥說，國庫里實在沒有錢，所以袁崇煥請皇帝掏私人腰包來發欠餉。再加上說兵士鼓譟而提出要求，似乎隱含威脅，崇禎自然更加生氣。

哪知百官衆口一辭，都請皇上發內帑。新任的戶部尚書極言戶部無錢，只有陸續籌措發給。崇禎說：「將兵者果能待部屬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譟之事？」

「羅雀掘鼠」和「家人父子」這兩句話，充分表現了崇禎完全不顧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連續四個月領不到糧餉，吵了起來。崇禎不怪自己不發餉，卻怪帶兵的將帥對待士兵的態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認爲，主帥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沒有糧餉，士兵餓死也是不會吵的。俗語都說：「皇帝不差餓兵。」崇禎卻認爲餓兵可以自己捉麻雀、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禎心意，又乘機中傷，說道：「臣不敢阻止皇上發內帑。現在安危在呼吸之間，急則治標，只好發給他。然而決非長策，還請皇上與廷臣定一經久的方策。」崇禎大爲贊成：「此說良是。若是動不動就來請發內帑，各處邊防軍都學樣，這內帑豈有不乾涸的？」崇禎越說越怒，又憂形於色，所有大臣個個嚇得戰戰兢兢，誰也不敢說話。 (註：《烈皇小識》：「時天威震迅，憂形於色。大小臣工皆戰懼不能仰對，而延儒由此荷聖眷矣。」)

軍餉應當由戶部 （財政部） 支付，那是公帑，崇禎年間，除了每年應收的錢糧賦稅之外，還加派「遼餉」 （指定用於對付滿清的軍費） 、「練餉」 （指定用於練兵） ，兩項軍費的加派在崇禎末年每年超過二千餘萬兩。在崇禎初年，當會少一些，但也不至於對錦州、寧遠的國防部隊欠餉達四個月之久。錦寧前線是當時最重要吃緊的國防要地，別的地方可以欠餉，錦寧前線萬萬不能欠。公家庫房沒有錢，皇帝的私房錢 （內帑） 卻多得很，緊急關頭，向皇帝暫借私房錢，也是合情合理之事。但崇禎立刻不捨得而勃然大怒。據《明季北略·卷五》載，當李自成在山海關外打了敗仗而匆匆逃離北京之時，發現皇家內庫「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這樣大筆銀兩，借出來發清欠餉，何樂而不爲？士氣大振之餘，還可進而克復遼東，同時賑濟災民，減弱「流寇」的力量。把幾千萬、幾萬萬銀兩積在內庫之中，不知又有什麼好處？寧遠兵變索餉，後來以七萬兩銀子解決，可見發清欠餉，並不需要一筆很大的款項。三千七百萬錠銀子，每錠五百兩恐怕太多了些，就算每錠只有十兩，一共也有接近四億兩的巨款。

袁崇煥請發內帑，其實正是他不愛惜自己、不怕開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來，他只須申請發餉，至於錢從何處來，根本不是他的責任。國庫無錢，自有別的大臣會提出請發內帑，崇禎憎恨的對象就會是那個請發內帑之人。以袁崇煥的才智，決不會不明白其中的關鍵，但他愛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他會考慮：說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餉銀就始終發不下來，那麼就由我開口好了。

當袁崇煥罷官家居之時，皇太極見勁敵既去，立刻肆無忌憚，不再稱汗而改稱皇帝。

袁崇煥回任之後，寧遠、錦州、薊州都因欠餉而發生兵變，當時自然不能與清兵開仗，於是與皇太極又開始了和談，用以拖延時間。皇太極對和談向來極有興趣，立即作出積極的反應。袁崇煥提出的先決條件，是要他先除去帝號，恢復稱「汗」。皇太極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賜一顆印給他，表示正式承認他「汗」的地位。這是自居爲明朝藩屬，原是對明朝極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計形勢，不研究雙方力量的對比，堅持非消滅滿清不可，當即拒絕了這個要求。 (註：關於這場交涉，因皇太極稱帝之後再自動除去，又向明朝要求發印而不得，在滿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書中都無記載，或有記載而後來都刪去了。但清內閣檔案中還留存皇太極天聰四年向中國人民頒示的一道木刊諭文，其中公開承認這件事：「逮至朕躬，實欲罷兵戈，享太平，故屢屢差人講說。無奈天啓、崇禎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號），及禁用國寶。朕以爲天與土地，何敢輕與？其帝號國寶，一一遵依，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復不允。」)

皇太極一直千方百計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寫信給明朝邊界上的官員，又托朝鮮居間斡旋，要蒙古王公上書明朝提出勸告。每一個戰役的基本目標，都是「以戰求和」。 (註：《明清史料》丙篇，皇太極諭諸將士：「爾諸將士臨陣，各自奮勇前往，何必爭取衣物？縱得些破壞衣物，尚不能資一年之用。爾將士如果奮勇直前，敵人力不能支，非與我國講和，必是敗於我們。那時穿吃自然長遠，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豈不美哉？」) 他清楚的認識到，滿清決不是中國的敵手，中國政治只要稍上軌道，滿清就非亡國滅種不可。滿族的經濟力量很薄弱，不產棉花，不會紡織，衣料不能自給，主要的收入是靠搶劫。 (註：《天聰實錄稿》，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太宗致朝鮮國王信：「貴國斷市，不過以我國無衣，因欲困我。我與貴國未市之前，豈曾赤身裸體耶？即飛禽走獸，亦自各有羽毛……滿洲、蒙古固以搶掠爲生，貴國固以自守爲素。」) 皇太極寫給崇禎的信，其實謙卑到了極點。 (註：《天聰實錄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禎皇帝信：「滿洲國汗謹奏大明國皇帝：小國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圖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邊官作踐太甚，小國惱恨，又不得上達……今欲將惱恨備悉上聞，又恐以爲小國不解舊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詳陳也。小國下情，皇上若欲垂聽，差一好人來，俾小國盡爲申奏。若謂業已講和，何必又提惱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國之人，和好告成時，得些財物，打獵放鷹，便是快樂處。謹奏。」最後這兩句話甚是質樸動人。)

然而崇禎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啓更厲害得多，對滿清始終堅持「不承認政策」，不承認它有獨立自主的資格，決不與它打任何交道。 (註：崇禎五年，宣府巡撫沈棨和清軍立約互不侵犯，崇禎便把兵部尚書熊明遇革職查辦，沈棨下獄。此後他更下旨給守邊的官員，任何人不得與滿清有片紙隻字的交通。) 天啓是昏庸胡塗，崇禎卻是昏庸傲狠。

爲了與滿清作戰，萬曆末年已加重了對民間的搜括，天啓時再加，到崇禎手裡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時加派遼餉九百萬兩，練餉七百三十餘萬兩，一年之中單是軍費就達到二千萬兩 （萬曆初年全國歲出不過四百萬兩左右） ，國家財政和全國經濟在這壓力下都已瀕於崩潰。明末民變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負擔不起這沉重的軍費開支。 (註：《明史·食貨志》：「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乎？」)

敵人提出和平建議，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論。我以爲應當根據這樣的原則來加以考慮：

敵人的和議是不是一種陰謀手段，目的在整個滅亡我們？還是敵人因經濟、政治、軍事或社會的原因而確有和平誠意？

必須假定締結和約只是暫時休戰，雙方隨時可以破壞和平而重啓戰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對我方比較有利？還是休戰一段時期再打比較有利？

締結和約或進行和平談判，會削弱本國的士氣民心、造成社會混亂、損害作戰努力、破壞與軍事同盟者的聯盟關係、影響政府聲譽？還是並無重大不良後果？

和約條款是片面對敵人有利？還是雙方平等，或利害參半，甚至對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當然應當斷然拒絕；若是後者，就可考慮接受，必要時甚至還須努力爭取。在當時的局勢下，成立和議顯然於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論從政略、戰略、財政、經濟、人民生活哪一方面來考慮，都應與滿清議和。

拒絕和滿清締和，是崇禎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時清除魏忠賢逆黨，處理得十分精明，於是臣下大捧他爲「英主」。他從此就飄飄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認爲「英主」決不能和叛逆的「建州衛」妥協。在明朝君臣的觀念中，「建州衛」始終是中國皇帝屬下一個小官的領地，皇帝決不能跟小官談和。至於使得全國億萬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嚴不能有絲毫損害。

他可以和察哈爾蒙古人談和，付給金銀以換取和平。因爲明朝的江山是從蒙古人手裡奪來的，明朝承認蒙古是地位平等的敵國。

堅持政治原則，本來不錯。然而政治原則是要以正確的策略來貫徹的。完全忽視具體的現實情況，把國家與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顧，和「英明」兩字可相差十萬八千里了，更準確的形容詞是「昏憒」。

袁崇煥和皇太極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極自動除去了帝號，本來是外交上的重大勝利。但崇禎卻認爲是和「叛徒」私自議和，有辱國體，心中極不滿意，當時對袁崇煥倚賴很重，隱忍不發，後來卻終於成爲殺他的主要罪狀。

十一

崇禎對袁崇煥的猜忌，從「請發內帑事件」開始。帶兵的統帥追討欠餉，本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債戶對於債主追討欠款，不論債主的理由如何充足，債戶自然而然的會對他十分惱恨，如果債主威名震於天下而又握有武力，十幾歲的少年債戶除了痛恨之外還會恐懼。崇禎又不敢懲罰袁崇煥與皇太極談和。這「不敢」兩字之中，自然隱伏了「將來和你算帳」的心理因素。

該年閏四月，加袁崇煥太子太保的頭銜，那是從一品，比兵部尚書又高了一級。到了下個月，便發生了殺毛文龍事件，這又增加了崇禎內心對他的不滿和恐懼。

毛文龍是浙江杭州人。袁崇煥殺毛文龍是在崇禎二年 （公元一六二九） ，那是己巳年。再早一百八十年 （一四四九） ，同樣是己巳年，我另一位同鄉杭州人于謙爲明朝立了安邦定國的大功。那一年發生土木堡之變，皇帝爲蒙古人擄去，于謙擊退外敵，安定了國家。于謙和袁崇煥都是兵部尚書，於做總督，袁做督師，地位相等。 (註：督師本來比總督略高，但在于謙的時候還沒有設督師，當時總督是地位最高的帶兵文官。見吳晗：《明代的軍兵》。) 兩人後來都爲皇帝處死，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

杭州人在江南雖然有「杭鐵頭」之稱，然而那是與性格柔和的蘇州人「蘇空頭」相對而言，很少去當兵打仗的。明末浙江兵赫赫有名，但戚繼光率領來平定倭寇、守御北邊，後來在戚死後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都是浙東義烏一帶的人。宋朝名將宗澤也是義烏人。杭州是在浙西，一般人比較文弱。

毛文龍所以投軍，主要由於他有個舅舅在兵部做官。毛文龍喜歡下圍棋，常通宵下棋，愛說：「殺得北斗歸南。」捧他場的人，說他的棋友中有一個道人，從圍棋中傳授了他兵法。如果真有這樣的事，毛文龍的棋力一定相當低，因爲他的兵法實在並不高明。又有一個傳說：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睡在於廟 （于謙的廟，在杭州與岳廟並稱） 里祈夢，夢到于謙寫了十六個字給他：「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作伴。」這十六個字後來果然「應驗」了：韓信二十七歲爲大將，毛文龍爲大將時五十二歲；田橫在島上自殺時，有五百士自刎而殉，毛文龍在島上被殺，死的只他一人。這當然是好事之徒事後捏造出來的。于謙見識何等超卓，又怎會將他這個無聊同鄉去和韓信、田橫相比？

毛文龍到北京後，得他舅舅推薦，到遼東去投效總兵李成梁，後來在袁應泰、王化貞兩人手下，升到了大約相當於團長的職位。他的功績主要是造火藥超額完成任務和練兵，可見此人是能幹的後勤人員和訓練主任，傳統上，杭州人並不善於打仗，辦事能力是很強的。遼東失陷後，他帶了一批部隊，在沿海各島和遼東、朝鮮邊區混來混去，打打游擊。他的根據地是在朝鮮，招納遼東潰散下來的中國敗兵和難民，勢力漸漸擴充，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帶領了九十八人，渡鴨綠江襲擊鎮江城， (註：即今遼寧省丹東市之北的九連城，與朝鮮的義州隔鴨綠江相對。) 俘虜了清軍守將。這是明軍打敗清兵的罕有事件，王化貞大爲高興，極力推薦，升他的官，駐在鎮江城。不久清兵大軍反攻，鎮江城就失去了。毛文龍將根據地遷到朝鮮的皮島，自己仍在遼東朝鮮邊區打游擊。

皮島在鴨綠江口之東，與朝鮮本土只一水之隔，水面距離只不過相當於過一條長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鮮的宣川、鐵山。 (註：皮島在朝鮮寫作椵島。這個「椵」字，漢文音「駕」，但朝鮮人讀作pi音，所以中國人就簡稱爲皮島。有一本相當流行的講清史的通俗著作說皮島即海洋島，地理弄錯了。海洋島在皮島和大連之間，離皮島約一百海里。皮島是朝鮮地方，海洋島是中國地方。皮島在黃海中，身彌島之西，大和島之北。面積不大。) 當時朝鮮的義州、安州、鐵山一帶，因爲鄰近中國，從遼東逃出來的漢人難民和敗兵紛紛湧到，喧賓奪主，漢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鮮人只十分之三。皮島橫約八十里，逃到島上的漢人爲數不少。毛文龍作爲根據地後，再招納漢人，聲勢漸盛。明朝特別爲他設立一個軍區，叫作東江鎮，升毛文龍爲總兵。

那時袁崇煥剛出山海關，還未建功。明朝唯一能與清兵打一下的，只有毛文龍一軍，所以他名氣相當大。當時董其昌曾上奏說：國家只要有兩個毛文龍，努爾哈赤可擒，遼地可復。他這道奏章，當然只有書法上的價值，但由此也可見到一般朝臣對毛文龍的觀感。毛文龍不斷升官，升到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劍。天啓皇帝提到他時稱爲「毛帥」，不叫名字。

天啓四年五月，毛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攻入滿清東部，爲守將擊敗，全軍覆沒；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曾兩次派兵襲擊滿清城寨，兩次都喪師敗歸。毛文龍打仗是不行的，可是連年襲擊滿清腹地，不失爲有牽製作用。那時候明軍一見清兵就望風而遁，毛文龍膽敢主動出擊，應當說勇氣可嘉。

天啓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鮮，因爲毛文龍不斷在後方騷擾，於是分兵去攻他所駐守的鐵山。毛文龍大敗，逃上了皮島。

他在中朝邊區打游擊時，雖然屢戰屢敗，卻也能屢敗屢戰。上了皮島之後，有了大海的阻隔，而清軍沒有水師，毛的安全感大增，加之又上了年紀，很快就腐化起來。 (註：據朝鮮派去皮島的使者記載：毛文龍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餚五六十品，寵妾八九人，珠翠滿身，侍女甚多。)

他開始發揮後勤才能，在皮島大做生意，徵收商船通行稅，那便是海上買路錢，派人去遼東和朝鮮挖人參。一方面向朝廷要糧要餉，又向朝鮮要糧食，理由是幫朝鮮抵抗清兵，要收保護費。朝鮮也只得時時運糧給他。他升官發財之後，對打仗更加沒有興趣了。當時皮島駐軍有二萬八千，戰馬三千餘匹，皮島之東的身彌島駐兵千餘，作爲皮島的外圍，寧錦大戰之時，毛文龍手擁重兵在旁，竟不發一兵一卒去支援，也不攻擊清兵後方作牽制。袁崇煥當然極不滿意，但因管他不著，無可奈何。

天啓年間，毛文龍不斷以大量賄賂送給魏忠賢和其他太監、大臣，對朝中當權派的公共關係做得極好。天啓五年，御史麥之令彈劾毛文龍，認爲他無用，遼東軍務不能依靠他。魏忠賢極力袒毛，說麥之令是熊廷弼的同黨，將他殺了。這樣一來，所有反對魏忠賢的東林黨清流派都恨上了毛文龍。

崇禎接位後，毛文龍作風不改。朝廷覺得皮島耗費糧餉太多 （因毛文龍要的是十萬名官兵的糧餉） ，要派人去核數查帳。毛文龍多方推託，總之是不歡迎御用會計師駕臨。

袁崇煥的新任命，理論上是有權管到皮島東江鎮的。朝中於是有人建議皮島的糧餉經由寧遠轉運，意思是交由袁崇煥控制。甚至有人主張撤退皮島守軍，全部調去寧遠。這些主張，都遭到毛文龍的抗拒，而兵部又對毛相當支持。

袁崇煥寫信給首輔錢龍錫商量，要殺毛文龍。錢回信勸他一切慎重。袁在北京時，也曾和錢龍錫商議過殺毛的事，當時袁對錢龍錫說，要恢復遼東，必須從整肅東江鎮的軍紀開始。

袁崇煥決心要解決這件事。崇禎二年五月廿二日，袁崇煥離寧遠，去和毛文龍會談，約定了在旅順附近的一個小島上相會，這小島叫做島山。 (註：一般書籍（包括《明史》）上記載，都說袁毛的會晤地是在雙島。《荊駝逸史》中輯有《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記》一文，採用的是日記體，從五月廿二日袁崇煥出發到六月十一日回寧遠，逐日記錄海程、所經島嶼、風勢、船隻、兵員、官員姓名等等，十分詳盡，作者顯然是袁崇煥隨行的幕僚或部屬。他寫作態度異常忠實，對於袁毛密談三日三夜，因他沒有參與或聽到密談，所以只記兩人「二更後方散」、「密語三更方散」，記錄兩人密談後的神色，卻不記密語內容，全無憑空推測的言辭，合於現代要求最嚴格的報導體。該書記載袁毛相會的地點是在島山，離旅順陸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雙島有半日水程，中間隔了松木島、豬島、蛇島、蝦蟆島等許多島嶼。我比較各種資料，覺得島山的說法似較可信。) 從寧遠經渤海到旅順，和從皮島經黃海到旅順，海程大致相等，所以旅順是一個中間地點，也可說是中立地帶。那時毛文龍對袁崇煥已心存疑忌，如邀他到寧遠相會，他是不肯來的。袁崇煥如去皮島，卻又是身入險地。

袁崇煥除座船外，帶船三十八艘，出發前先試放西洋大炮，射程遠的五六里，近的三四里。廿六日到雙島，登州的軍官帶了兵船四十八艘來會。廿七日到島山停泊，旅順的軍官前來參見。袁崇煥帶衆將上山，到龍王廟去拜龍王，對衆將訓話：「本朝開國，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諸將起初在鄱陽湖、采石磯大戰，後來一直打到漠北，水戰固然勝，馬步戰也勝，才能驅逐胡元，統一中國。現在你們的水師只能以紅船在水上自守，滿清韃子不下海，難道能趕他們入海打水戰麼？所以水師必須也能陸戰。」他的抱負是要將水師訓練成爲海軍陸戰隊。

六月初一，毛文龍率領部屬到達島山，與袁互相交拜。毛文龍呈上禮帖三封和三桌筵席。在船中吃過，袁崇煥和他談話，說道：「遼東海外，只有我和貴鎮二人，務必同心共濟，方能成功。我歷險來此，旨在商議進取。軍國大事，在此一舉。我有一個良方，只不知生病的人肯不肯服這一帖藥。」當晚兩人直談到二更。初二袁崇煥上島，犒賞毛的部屬，和毛又密談到三更。初三日又再談，袁崇煥要求皮島設文官監軍，糧餉由寧遠轉發，改編部隊，連談三日三夜，毛文龍始終不同意，到這時談判終於破裂。袁崇煥給他最後一個機會，勸他辭職回鄉，享受西湖風物。毛文龍說：「辭職回鄉這件事，我一直是在盼望的。只不過我對遼東事務很熟悉，解決了滿洲之後，可順勢襲取朝鮮了。」袁崇煥聽他大言不慚，更是不滿。 (註：《始末記》記載當時情形說：「酒敘至終，（袁）方有傲狀，毛帥有不悅意態。」) 酒散後，袁傳副將汪翥上船密議，五更方畢。通宵部署，要殺毛文龍了。

初四日，袁崇煥犒賞毛部兵將共三千五百七十五名，軍官每名銀子三五兩不等，兵每名數錢，又將帶來的餉銀十萬兩交卸。同時和毛劃分職權，此後旅順以東由毛指揮，旅順以西由袁指揮。毛文龍收到大筆銀子，對指揮權的區劃又十分滿意，減少了提防警惕。

初五日，袁崇煥邀毛文龍一起檢閱將士比賽射箭。相見後，袁崇煥說：「我明天要回寧遠了。貴鎮身當國家海外重寄，請受我一拜。」說著下拜，毛文龍跪下還禮。大家上山後，袁的親信參將謝尚政指揮各營士兵布成一個大圍。毛文龍和隨從官員百餘名在圍內，將毛部兵丁都隔在圍外。

袁崇煥問起毛文龍手下將官的姓名，居然大多數姓毛。袁崇煥覺得奇怪。毛文龍說：「他們都是我的義孫。」 (註：後來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龍的義孫，那時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袁崇煥笑了起來，跟著對毛部衆將說道：「你們在海外辛苦，兵士每個月只有五斗米的糧，甚至家中幾口人都分食此糧，想起來令人痛心。請大家受我一拜，感謝你們爲國家盡力，以後大家不必耽心沒有糧餉。」當即下拜。衆將磕頭答禮，甚是感動。

袁崇煥隨即提出幾件事來責問毛文龍，毛文龍抗辯。袁崇煥不客氣了，斥責道：「本部院披肝瀝膽，與你說了三日，只道你回頭是岸，也還不遲。哪曉得你狼子野心，總是一片欺誑到底。你目中沒有本部院，那也罷了。方今聖天子英武天縱，國法豈容得你？」命人除下他衣冠，綁了起來。毛文龍的態度仍十分倔強，自稱無罪有功。

袁崇煥厲聲道：「你道本部院是個書生，瞧我不起。本部院卻是能管將官之人。你說沒有罪麼？你犯了十二大罪，我數給你聽：

「一、明朝的制度，大將在外，必由文臣監督，你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肯受核。二、殺戮降人難民，謊報冒功，說殺的是清兵。三、宣稱如果南下，取登州和南京猶如反掌。公然說要造反。四、每歲餉銀數十萬，但發給兵士的糧餉每月只有三斗半，侵盜軍糧。五、在皮島開馬市，擅自與外國貿易。六、部將數千名都冒稱姓毛，擅自封官。七、敗退時剽掠商船。八、你自己強搶良家婦女，部下效尤。九、驅策難民到遼東去偷挖人參，不肯去的就不發糧食，讓他們大批在島上餓死。十、將大量金銀送去京師賄賂，拜魏忠賢爲義父，在島上替魏忠賢塑像。十一、鐵山一仗，大敗喪師，卻報稱有功。十二、設立軍區已達八年，不能恢復寸土，觀望養敵。」

這十二條罪狀數了出來，毛文龍魂不附體，只有叩頭求饒。

袁崇煥問毛的部將：「毛文龍該斬麼？」諸將都嚇得不敢作聲。有人說毛文龍這些年來雖無功勞，但也辛苦出力。袁崇煥叱道：「毛文龍本來只不過是個尋常百姓，現今官居極品，滿門封蔭，已足夠酬答他的辛勞了，爲什麼他還這樣悖逆？」

於是向著北京叩頭，宣稱：「臣今天誅毛文龍以整肅軍紀，諸將中若有行爲如毛文龍的，也一概處決。臣如不能成功，請皇上也像誅毛文龍一樣的處決臣！」請出尚方劍來，命旗牌官將毛文龍在帳前斬決，向毛文龍部屬諭示：「只誅毛文龍一人，其餘各人一概無罪。」毛文龍麾下將士無一敢動。袁崇煥命人收殮毛文龍，次日開弔拜奠，說：「昨日斬你，是爲了朝廷大法。今日祭你，是爲了僚友私情。」

隨即將毛部分爲四隊，派毛文龍的兒子毛承祿、副將陳繼盛 （陳的女兒是毛文龍之妾） 等四人分領，犒賞軍士，盡除皮島毛文龍的虐政。回寧遠後上奏稟報，最後說：毛文龍是大將，不是臣有權可以擅自誅殺的。臣犯了死罪，謹候皇上懲處。 (註：袁崇煥奏本：「……臣於是悉其狼子野心終不可制，欲擒之還朝，待皇上處分。然一擒則其下必哄然，事將不測。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法，誅之頃刻，則衆無得爲。文龍死，諸冀惡者念便斷矣……但文龍大帥，非臣所得擅誅。便宜專殺，臣不覺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實萬不得已也。謹據實奏聞，席藁待誅，惟皇上斧鉞之，天下是非之，臣臨奏，不勝戰懼惶悚之至。」)

崇禎得訊，大吃一驚，非常不以爲然。但想毛文龍已經死了，目前又正倚賴袁崇煥盡力，只得下旨嘉獎他一番，又下旨公布毛文龍的罪狀，逮捕毛文龍的駐京辦事處主任，以安袁崇煥之心。 (註：崇禎二年六月十八日，奉聖旨：「毛文龍懸踞海上，糜餉冒功，朝命頻違，節制不受。近復提兵進登，索餉要挾，跋扈叵測。且通夷有跡，犄角無資，掣肘兼礙。卿能周慮猝圖，聲罪正法，事關封疆安全，閫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處置事宜，遵照敕諭行，仍聽相機行事。」（《明清史料》第八編）)

袁崇煥耽心毛文龍的部下生變，奏請增加餉銀。但查核部隊實數，兵員比毛文龍虛報時少得多了。崇禎見兵員少了，餉銀反增，頗爲懷疑，但都一一批准。以崇禎這樣剛強的性格，這時迫於形勢而不敢得罪袁崇煥，實已深深伏下了殺機。

毛文龍在皮島，儼然是獨立爲王的模樣，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監察核數、濫殺難民冒功、侵吞軍糧、軍紀不肅，的確有罪。但袁崇煥以尚方劍斬他的方式，卻也未免太戲劇化了些。明朝賜尚方劍給主帥，用意是給主帥以絕對權威，部將如不聽指揮，立即可以誅殺。然而毛文龍的罪行都非緊急，也不是反叛作亂。何況毛文龍也是受賜尚方劍的。

毛文龍在皮島，畢竟曾屢次出兵，騷擾滿清後方，是當時海上惟一的一支機動游擊隊，滿清對他也一直頗爲重視忌憚。

這十二條罪狀中，有幾條平心而論並不能成立。毛文龍說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過一時誇口，並非真的要造反，不過皇權專制時代，說這種話確是大逆不道；向外國買馬，當是軍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權的，部將喜歡姓毛，旨在拍主帥的馬屁，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不能恢復寸土，只能說他無能，卻非有罪，要打敗清兵，恢復失地，談何容易？在島上爲魏忠賢塑像，更難以加他罪名。天啓年間，魏忠賢權勢熏天，各省督撫都爲魏忠賢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當時袁崇煥在寧遠也建了魏忠賢的生祠。時勢所然，人人難免。

毛文龍真正的重大過失，是不受節制，在他所控制的軍區中獨立行事，不聽上級指揮。在大戰之時，大將獨立自主，不奉命令，當然是違反軍紀的重大事件。

毛文龍死後，部將心中不服，頗有逐漸叛去的，其中重要的叛將有孔有德 （後降清封定南王，鎮廣西） 、耿仲明 （降清封靖南王，鎮福建） 、尚可喜 （降清封平南王，鎮廣東） 。這三人投降滿清，爲清朝出了很大力氣，甚至把西洋火器帶了過去。清初四大降王，除吳三桂外，其餘孔、耿、尚三人都是毛文龍的舊部。不過這也不能說是袁崇煥的過失。 (註：梁啓超在《袁崇煥傳》中說：「吾以爲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龍不死，安知其不執梃爲諸降王長？」意思說，毛文龍如果不死，說不定他反而是投降清朝的第一大降王呢。然而這也是揣測之辭了。)

對於「殺毛事件」，當時輿論大都同情毛。一般朝臣認爲，毛文龍即使有罪，他是一個大軍區司令，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誅殺。皇帝的統治手段，主要只是賞與罰。袁崇煥擅殺大將，是嚴重的侵犯了君權。

當時小說盛行，有人做了小說來稱譽毛文龍。一部是四十回的《遼海丹忠錄》，是杭州人陸雲龍所作，大捧同鄉毛帥。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鐵冠圖》 （不是講李自成事跡的那一部） ，以毛文龍爲主角。

當時大名士陳眉公對「殺毛事件」抨擊甚烈。另一個大名士錢謙益是毛文龍的朋友，對朝野輿論當然也有影響。《明季北略》甚至說：袁崇煥捏造十二條罪名來害死了毛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道金牌來害死了岳飛完全一樣。卻又是過份的批評了。

推測袁崇煥所以用這樣的斷然手段殺毛，首先是出於他剛強果決的性格。其次，文人帶兵，一定熟讀孫子兵法，對於孫武殺吳王愛姬二人、因而使得宮中美女盡皆凜遵軍法的故事，對於「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的軍法觀念，一定印象十分深刻。那時候寧遠、錦州、薊州各處軍事要地都曾發生兵變，如不整飭軍紀，根本不能打仗。袁崇煥明知這樣做不對，還是忍不住要殺毛，推想起來，也有自恃崇禎奈何他不得的成份。最後，毛文龍接近魏忠賢，袁崇煥接近東林清流，其中也難免有一些黨派成見。

袁崇煥殺毛文龍一事，論者多認爲大招崇禎之忌，是袁崇煥被殺的主要原因之一。到底袁殺毛一事，真是合理而必要，還是犯了錯誤？這在袁崇煥的一生，是一個重要問題。

第一：袁崇煥有沒有殺毛之權？袁崇煥於崇禎元年受任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明朝兵部尚書相當於現代的國防部長兼總參謀長，有軍令權，可指揮陸軍、海軍，御史略等於現代的政治委員，是皇帝的代表，在部隊中監督統帥。「督師」是帶兵的最高級文官，袁當時官職相當於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兼野戰軍總司令兼政委，又兼陸海軍前敵總司令。毛文龍的皮島軍區歸他管轄。臨敵之時，麾下大將如果不聽指揮，主帥將之斬首，中國歷史上事所常有。例如諸葛亮斬馬謖，臨終時遺命斬魏延。尚方劍是「皇帝誅殺臣下之權力的象徵」。袁崇煥受賜尚方劍，即是崇禎賜給他專殺之權，他用尚方劍殺毛文龍，是代表皇帝殺的。 (註：陳玉樹《後樂堂集》〈袁崇煥殺毛文龍論〉：「崇煥以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兼登、萊、天津軍務，賜尚方劍，便宜從事。明制：督師賜尚方者，得斬總兵以下。是崇煥本有專殺之權者也。」)

第二：毛文龍是否真的有罪？毛文龍先前抗清有功，在皮島起了一些牽製作用，但他立功升官之後，自大起來，皮島軍區只二萬多名官兵，他卻要領十萬名官兵的糧餉，不接受中央審核，並自行設立市場做生意，派官兵去鄰國朝鮮挖人參，取貂皮。還收取海上過境稅，強迫朝鮮繳納糧米 （侵犯中央的外交權） 。後勤部建議皮島的糧餉由寧遠 （袁的總司令部） 轉發，以資核實，毛堅不接受。寧遠大戰時，局勢緊急，毛文龍部隊在清軍後方，卻不出兵應援或配合牽制。中央要求皮島餉銀由寧遠轉發，毛文龍不肯，雙方交涉得緊了，毛文龍威脅說：「我帶兵南下，攻打登州、萊州，取南京猶如反掌。」登州、萊州是袁崇煥直轄的軍區，南京是明朝的南都，明太祖的龍興之地。中央無奈，只好暫不堅持。袁崇煥受任之前，曾與首輔大學士 （約相當於宰相） 錢龍錫商量，要殺毛文龍以確立軍紀。錢龍錫不表反對，但勸他慎重。

第三：毛雖有罪，是否應殺？當時軍紀廢弛，兵士爲了索取欠餉，常常譁變，殺害上官。軍紀不肅，無法打仗。袁崇煥曾向崇禎誇口，要五年復遼。如無一支紀律如鐵的精兵，怎能抗清復遼？要樹立軍紀，必須先整肅不守紀律、不服從命令的大將。毛文龍的軍階是總兵 （還帶都督銜，約略相當於軍長、軍區司令） ，和祖大壽、滿桂等相同，統兵號稱十萬 （實際約二萬八千名） 。當時袁崇煥所指揮的部隊，全部約六萬名，如將毛部近三萬兵收過來統一指揮，對軍務有極大好處。袁與毛在島山見面，長談三日三夜，毛始終不聽指揮。袁勸他退休回去西湖享福。毛文龍誇稱熟悉朝鮮情形，滅清之後可順手取得朝鮮。在此情形下，不殺毛文龍無法抗清。打個比方，如果當年林彪統帶第四野戰軍，在東北要獨立自主，不服從中央命令，宣稱打垮國民黨部隊後要乘機攻取南北韓 （事實上林彪沒有這樣做，也未宣稱） 。中共中央不殺林彪，這場仗就打不下去了。

第四：當時有人說，袁崇煥不應該當場殺了毛文龍，應將他逮捕，送到北京去請崇禎處理，或者先請皇帝批准而再殺他。當時大學者黃梨洲評論說：「文龍官至都督，掛平遼將軍印，索餉歲百二十萬緡 （兩） ，不應則跋扈，恐嚇曰：『臣當解劍歸朝鮮矣。』則其內懷異志非一日也。」梨洲又云：「參貂之賂貴近者，使者相望於道……崇煥朝請，文龍夕知。」朝廷中的大官收受毛文龍賄賂甚多，袁崇煥一提出申請，毛文龍即刻知道，有了防備，極可能激得他起兵造反。如將他逮捕送去北京，他部下官兵很多是他義子義孫，有可能動武搶奪，引起內戰。就像《三國演義》中寫魏大將鄧艾在蜀被朝廷下令擒入囚車，鄧的部屬武力搶奪囚車。

第五：也有人說，袁崇煥去寧遠當統帥之前，決心整肅軍紀，要殺毛文龍，和首輔錢龍錫商議。其實他直接請示皇帝更好，因爲崇禎先得到殺毛的訊息之後，袁再殺毛，崇禎就不會驚愕恐懼，害怕袁崇煥權太大。然而崇禎更信任宦官廠衛，而這些宦官廠衛都收受毛文龍的賄賂，袁崇煥對皇帝一說，毛文龍很快就知道了。

春秋時，《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向吳王表演治軍之法，要殺吳王的兩名愛姬，因二姬不奉軍令，嬉笑不絕。吳王大驚，派人去向孫子說：「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還是斬了兩個愛姬，部隊肅然，奉命惟謹。吳王不悅，說：「我知道你善用兵了，將軍請下去休息罷，我不想再看了。」吳王雖然心痛愛姬之死，還是接受伍子胥的勸告，重用孫子帶兵，破楚、滅越、威齊，吳國霸於天下。

崇禎的度量，比之吳王闔閭是差得多了。見識也差得多了。

崇禎因袁崇煥殺毛文龍而殺袁，等於三國時蜀漢的劉禪因諸葛亮斬了馬謖，把諸葛亮殺了。

十二

這時候朝廷又欠餉不發了。袁崇煥再上奏章，深深憂慮又會發生兵變，更憂慮兵卒譁變後不再接受安撫，從此變爲「大盜」。他說一定要發生一次兵變，才發一次欠餉，而發了欠餉之後，又一定將負責官員捉去殺了一批，這樣下去，永遠是「欠餉——兵變——發餉——殺官——欠餉」的惡性循環。 (註：《明清史料》甲編，崇禎二年五月，袁崇煥奏：「今各邊兵餉，歷過未給二百餘萬。凡請餉之疏，俱未蒙溫諭，而索餉兵嘩，則重處任事之臣。一番兵嘩，一番發給，一番逮治。嘩則得餉，不嘩則不得餉。去年之寧遠，今年之遵化，謂嘩不由餉乎？近各鎮多以嘩矣。嘩不勝嘩，誅不勝誅，外防虜訌，內防兵潰。如秦之大盜，嘩兵爲倡，可鑑也。」) 這道奏章，當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禎對他的憎恨。

崇禎二年春，袁崇煥上奏，說山海關一帶防務鞏固，已不足慮，但薊門單弱，須防敵人從西路進攻。這時薊遼總督是劉策，懦弱而不懂軍事。袁崇煥看到了防務弱點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沒有多加理會，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禎下旨交由部科商議辦理，但始終遷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舉從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煥料中。首當其衝的，正是剛剛發生過索餉兵變的遵化。

明朝初年爲了防備蒙古人，對北方邊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築了長城，設立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太原 （統偏頭、寧武、雁門三關） 、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九大邊防軍區，那便是所謂「九邊」。東起鴨綠江，西至酒泉，綿延數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駐守。但後來注意力集中於遼東，其他八鎮的防務就廢弛了。

明太祖本來建都南京，成祖因爲在北京起家，將都城遷了過去。在中國整個地形上，北京偏於東北，和財賦來源的東南相距甚遠。最不利的是，北京離開國防第一線的長城只一百多里，敵軍一攻破長城，快馬奔馳半天，就兵臨北京城下。金元兩朝以北京爲首都，因爲它們是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變，可以立刻轉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況卻根本不同。成祖對蒙古採取攻勢，建都北京便於進攻，後來兵力衰弱，北京地勢上的弱點立刻暴露無遺。 (註：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爲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 本來，兩個互相敵對的社會是不可能長期對峙的，僵持一段時期之後，終究是非進則退。 (註：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歷史研究）的引論中說：「一個比較文明的社會與一個比較落後的社會之間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會就此平衡穩定，時間過去，發展會傾向於對比較落後的社會有利。」) 明朝既堅決不肯和滿清議和，形勢上又無力進攻，再將京城暴露在敵人大兵團朝發夕至的極近距離之內，根本戰略完全錯誤。以漢人爲主的中華民族所以偉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和農工商經濟，征戰本非所長， (註：Bertrand Russrll： The Problem of China （中國問題）：「中華帝國所以能夠一直持續到今日，並非由於任何軍事技術；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資源來說，在大多數時間中，它在戰爭中的表現都是衰弱無能的。」) 如果基本戰略一錯，局勢就難以收拾了。

滿清這次進軍，皇太極親自帶兵，集兵十餘萬，知道袁崇煥守在東路，攻打不進，於是由蒙古兵作先導，繞道西路進攻。出發前對王公大臣說：「明朝倘若肯和，我們采參開礦，與他們交易，換來布匹，大家共享太平，豈不極好？但我幾次三番的求和，明朝總是不允，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達喀喇沁的青城。這條路很遠，行軍不便，諸將見到了前途的艱難，不少人便主張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爾泰兩大貝勒主張最力，認爲：深入敵境，勞師襲遠，如果糧匱馬疲，又怎麼回得去？縱使攻進了長城，明人勢必聚集各路兵馬圍攻，我們便寡不敵衆，要是後路遭到堵截，恐無歸路。金人的根本是在遼寧、吉林一帶。從山海關進攻北京，那是安全的進軍路線，如果打不勝，退回去就是了。現在遠遠的繞道蒙古，當時運輸工具簡陋，糧草很容易接濟不上。那時代善四十九歲，是皇太極的二哥，莽古爾泰四十三歲，是皇太極的五哥，兩人都在四大貝勒之列，權勢頗大，比較老成持重。

少壯派大將岳托與濟爾哈朗等人則支持皇太極 （當時三十八歲，排行第八） 的進軍主張。岳托是代善的兒子，當時年齡不詳，相信最多三十歲，濟爾哈朗是皇太極的堂弟，三十四歲，都是勇氣十足。那日開軍事會議密商，直開到深夜，在皇太極的堅持下決定繼續進攻。但皇太極也知道此行極險，第二日早晨重申軍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中毒，不准酗酒，採取柴草時必須衆人同行，不可落單，充分顯露了戰戰兢兢的心情。皇太極愛讀《三國演義》，這次出師，很有鄧艾伐蜀、深入險地的意味。 (註：皇太極在回軍的諭示中說，此行是「渡陳倉、陰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計。」)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極命岳托、濟爾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濟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諸部蒙古兵攻龍井關；他自己親率中軍攻洪山口。三路先後攻克，進入長城，進迫遵化。

袁崇煥於十月廿八日得訊，立即兵分兩路，北路派鎮守山海關的趙率教帶騎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壽、何可綱等大將從南路西去保衛北京。沿途所經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地，都留兵布防，準備截斷清兵的歸路。

崇禎正在惶急萬狀之際，聽得袁崇煥來援，自然是喜從天降，大大嘉獎，發內帑勞軍 （這次是心甘情願了） ，發表袁崇煥作各路援軍總司令。 (註：《崇禎長編》，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畿東州縣，風鶴相驚，人無固志。自督師提兵入援，分派駐防，遂屹然無恙。」得旨：「諭兵部：袁崇煥入關赴援，駐師豐潤，與薊軍東西猗角，朕甚嘉慰。即傳諭崇煥，多方籌劃，計出萬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賞。」又諭：「各路援兵，全聽督師袁崇煥調度。」崇禎這道上諭中，「計出萬全」與「速建奇功」兩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袁崇煥部十一月初趕到薊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與清兵在馬昇橋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勝。清軍半夜裡退兵。

但北路援軍卻遭到了重大挫敗。趙率教急馳西援，到達三屯營時，總兵朱國彥竟緊閉城門，不讓他部隊進城。趙率教無奈，只得領兵向西迎敵，在遵化城外大戰，疲兵被清軍阿濟格所部的左路軍包圍殲滅，趙率教中箭陣亡。遵化陷落，巡撫王元雅自殺。

清軍越三河，略順義，至通州，渡河，進軍牧馬廠，兵勢如風，攻向北京。大同總兵滿桂、宣府總兵侯世祿中途堵截，都被擊潰。滿、侯兩部兵馬退保北京。

袁崇煥得到趙率教陣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傷心愛將之死，又知局面嚴重，於是兩日兩夜急行軍三百餘里，比清軍早到了二天，駐軍於北京廣渠門外。

袁崇煥一到，崇禎立即召見，大加慰勞，要他奏明對付清兵的方略，賜御饌和貂裘。同時召見的還有滿桂。他解去衣服，將全身累累傷疤給皇帝看，崇禎大爲讚嘆。袁崇煥以士馬疲勞，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禎心中頗有疑忌，不許他部隊入城。袁崇煥要求屯兵外城，崇禎也不准，一定要他們在城外野戰。對強大而唯一的援軍不加支持，反而處處疑忌爲難，不給部隊以休息機會，崇禎採取的是自殺政策。

清兵東攻，一路上勢如破竹，在高密店偵知袁軍已到，大驚失色，萬萬想不到袁崇煥會來得這樣快。

二十日，兩軍在廣渠門外大戰。袁崇煥這時候不能再輕袍緩帶、談笑用兵了，他穿了甲冑，親自上陣督戰。從上午八時打到下午四時，惡鬥八小時，勝負不決。

滿桂率兵五千守德勝門。當時北京軍民在城頭觀戰，但見清兵衝突而西，從城上望下來，如黑雲萬朵，挾迅風而馳，須臾已過。一場激戰，滿桂受傷，血染征袍，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驚膽裂。北京城頭守軍放大炮支援滿桂，但炮術奇差，炮彈打入滿桂軍中，殺傷了不少士卒。

主戰場是在廣渠門。清兵是八旗兵中的精銳，領軍的是莽古爾泰、多爾袞、阿巴泰、多鐸、豪格，清軍最厲害的大將都在這一翼，除鑲藍旗、鑲白旗、正白旗三旗精兵外，還有二千蒙古兵。袁崇煥、祖大壽率部和清兵打到傍晚 （幸好城頭守軍沒有放炮支援袁軍） ，清兵終於不支敗退，退了十餘里。袁軍直追殺到運河邊上。這場血戰，清軍勁旅阿巴泰、阿濟格、思格爾三部都被擊潰。袁崇煥也中箭受傷。 (註：朝鮮對明清戰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鮮方面的記載也很有參考價值。據朝鮮《仁祖實錄》卷廿二：「（袁）軍門領諸將及一萬四千兵……由間路馳進北京，與賊對陣於皇城齊化門。賊直到沙窩門。袁軍門、祖總兵等，自午至酉，鏖戰十數合，至於中箭，幸而得捷，賊退兵三十里。賊之得不攻陷京城者，蓋因兩將力戰之功也。」)

這一役之後，清兵衆貝勒開會檢討。皇太極的七哥阿巴泰按軍律要削爵。皇太極說：「阿巴泰在戰陣和他兩個兒子相失，爲了救兒子，才沒有按照預定的計劃作戰，然而並不是膽怯。我怎麼可以定我親哥哥的罪？」便寬宥了他。 (註：《清史稿·阿巴泰傳》。) 可見這一仗清軍敗得很狼狽。

皇太極與諸貝勒都說：「十五年來，從未遇到過袁崇煥這樣的勁敵。」於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駐兵在海子、采囿之間。

袁崇煥來援北京時，因十萬火急，只帶了馬軍五千作先頭部隊，其後又到了騎兵四千，廣渠門這場大戰，是以九千兵當十餘萬大軍，其實是勝得十分僥倖的。當時一來袁軍一鼓作氣，奮勇抗敵，二來清軍突然遇到袁軍，心中先已怯了，鬥志不堅。

袁崇煥知道這一仗僥倖獲勝，在軍事上並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貪圖僥倖。他對部屬說：「按照兵法，僥倖得勝，比打敗仗還要不好。」因爲碰運氣而打勝，也可因運氣不好而敗，一敗就不可收拾。但如謀定而後戰，事先籌劃好第二個步驟，即使敗了一仗，也無大患。可是崇禎見清兵沒有遠退，不斷的催促袁崇煥出戰。袁崇煥說，估計關寧步兵全軍於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軍到達，就可和清兵決戰。

這時清軍中的大將見到袁崇煥兵少，主張立刻攻城。皇太極終是忌憚袁崇煥，不肯攻城，推託說是怕損失良將。

其實即使在袁崇煥步軍大隊開到之後，還是不應和清兵決戰。明軍的戰鬥力遠不如清兵，雙方人數如約略相等，明軍勝少敗多。在京城外決戰，在明方是太過冒險，萬一 （其實不是萬一，而是極有可能） 袁軍潰敗，甚至全軍覆沒，北京立刻失陷，崇禎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決不能拿京師和皇帝來孤注一擲，作爲賭注。但多過得一天，明軍從四面八方趕來的勤王之師便多到一批。任何平庸的將才也看得到：應當大軍在城外堅守不戰，派游軍去截斷清兵的糧道，焚燒清兵糧草，再派兵去占領長城各處要隘，使清兵完全沒有退路，然後與清兵持久對抗。簡單說來，就是「堅壁清野」。

在任何地方打仗，都須設法立於不敗之地。在京城抗敵，更是絕對要立於不敗之地。除非先將皇帝與統帥部先行撤出京城。

時間一久，清軍身在險地，軍心必然動搖，困在北京郊外，進是進不得，退又退不了，變成了甕中之鱉。這時袁崇煥兵權統一，只待援軍雲集，就可對清軍四面重重圍困。兩軍交戰，勝敗之分全在乎一股氣勢。明軍戰鬥力雖然不行，但眼見必勝，兵將都想立功，自然不會一觸即潰。三個月、四個月的打下來，清兵非覆沒不可。

在這其間，明軍應當再派兵進攻遼陽、瀋陽。清兵傾巢而出，本部全然空虛。明軍要攻占遼瀋決非難事。取得遼瀋後，將一些清軍的家屬送去清軍營中，清兵哪裡還有鬥志？

事實上當然不能這樣順利。皇太極和衆貝勒善於用兵，立刻就會全軍急退，衝出長城，如果退得早，退得快，明軍尚未合圍，相信袁崇煥攔他們不住。但西路沿途追擊，東路另出大軍去攻遼瀋而作牽制，清兵大軍雖能退回本部，卻非輸得一敗塗地不可。

皇太極這次偷襲實在十分冒險。孫子兵法的重要原則是：設法引敵人進入於我有利的陣地；讓敵人辛辛苦苦的遠道來攻，我以逸待勞；敵人初來時兵勢鋒銳，應當持重不戰，待得敵人困頓怠懈而想退兵之時，便乘機進擊。 (註：《孫子》：「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以近待遠，以佚待勞。」「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這些求之不得的各種良機，突然之間全部出現了。袁崇煥熟讀孫子兵法，以他的大才，當然能善於利用，就算不能一舉而滅了滿清，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餘年不敢再來進犯。

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猛攻史達林格勒。蘇軍一面扼守堅城，一面另遣大軍抄德軍後路，終於聚殲德軍三十三萬人。經此役後，德軍就此一蹶不振。蘇軍元帥朱可夫的戰略，基本原則也不過是「守堅城，抄後路，聚殲之」九字而已。

然而崇禎是個十分急躁、毫無韌力的青年，那時還沒滿十九歲，一見袁崇煥按兵不動，登時便不耐煩起來，不住的催他出戰。袁崇煥一再說，要等步兵全軍到達才可進攻，現在只有九千騎兵，和敵兵十餘萬決戰，全無勝算。料想崇禎就懷疑起來了：「你不肯出戰，到底是什麼居心？想篡位麼？想脅迫我答應議和麼？你從前不斷和皇太極書信往來，到底有什麼密謀？你爲什麼一早就料到金兵要從西路來攻北京？」他的性格本來就十分多疑，敵軍兵臨城下，又驚又怕之際，想像力定然十分豐富。

這時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達，另有侯世祿部一軍，兩路部隊人數不多，戰鬥力也不強，如派去和清兵交鋒，一戰即潰，反而沮亂全軍軍心，影響京師城防。袁崇煥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那是明成祖以來歷代皇帝的陵寢所在，如果給清兵攻占，掘了皇帝祖宗的墳墓，此事非同小可。他派侯世祿部去守三河，以作薊州的後應，目的是牽制清軍，乘機可截斷清兵歸路。北京的衛戍部隊本來有所謂「京營」，在明太祖時是全國諸軍之冠，精銳之極，可是這時久未訓練，早已無用， (註：《崇禎長編》，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書張鳳翔親至城頭，與臣同閱火器，見城樓所積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詢之將領，皆各茫然，問之士卒，百無一識。有其器而不能用，與無器同；無其器以乘城，與無城同。臣等能不爲之心寒乎？」明軍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將士連火器都不會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殺傷滿桂部隊可知。如果沒有袁崇煥來援，北京非給清兵攻陷不可。) 所以袁崇煥派滿桂和自己所帶的九千騎兵守北京。

崇禎見他並不將所有援兵都調來守北京，更加憂慮重重。總之，他見清兵來攻，已嚇得魂飛魄散，只盼望所有援兵的一兵一卒，都在北京城外保衛他皇上萬歲一個人。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一支部隊如果派出去攻擊敵軍後路，所發生的作用，通常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

清兵於十一月廿七日退到南海子，潰敗之後，心中不忿，便在北京郊外大舉燒殺出氣。北京城裡居民的心理和皇帝是一樣的，顧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大家聽信了謠言，說袁崇煥不肯出戰，別有用心。許多人說清兵是他引來的，目的在「脅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張的和議。於是有人在城頭向城下的袁部騎兵拋擲石頭，罵他們是「漢奸兵」。石頭砸死了幾名兵士。

這種盲目的羣衆心理，實在是很可怕的，近代的羣衆心理學書籍中常有提到。第一次寧遠大戰，清兵猛攻，眼見城破在即，百姓就大罵袁崇煥害人，清兵退後，便即大哭拜謝。據動物學家的調查報告，合羣的動物 （如老鼠） 在遇到危難時，往往會撕殺同類，或許是出於同一心理。

就在這時候，清兵捉到了兩名明宮派在城外負責養馬的太監，一個叫楊春，一個叫王成德。皇太極心生一計，派了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巴克什、達海等人監守。俘虜了兩名小小太監，何必要派五名將領來監守？其中當然有計。高、鮑、寧三人是投降滿清的漢人。到得晚上，鮑承先與寧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極所授的密計，大聲「耳語」，互相說道：「這次撤兵，並不是我們打了敗仗，那是皇上的妙計。你不見到麼？皇上單獨騎了馬逼近敵人，敵人軍中有兩名軍官過來，參見皇上，商量了好久，那兩名軍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師已有密約，大事不久就可成功。」

這兩名太監睡在旁邊，將兩人的話都聽得清清楚楚。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極命守者假意疏忽，讓楊春逃回北京。楊春將聽到的話一五一十的稟報了崇禎。 (註：據王先謙《東華錄》天聰三年所載。又據《崇禎長編》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駐南海子，提督大壩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爲大清兵所獲，口稱：『我是萬歲爺養馬的官兒。』大清兵將春等帶至德勝門鮑姓等人看守。」關於設反間計一事，據《東華錄》載，此計出於皇太極，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承皇太極的密計，與所俘太監假意密語，故意讓楊太監聽到。但據黃宗羲爲錢龍錫所寫的墓碑銘《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中，說此反間計是范文程所獻策，而爲皇太極所采。又，張宸《范文程傳》中有一句說：「章京范文程亦進密策，令縱反間去崇煥。」（《東莞縣誌·袁崇煥傳》引用）據楊寶霖先生的考證：黃梨洲的學生萬斯同曾贊助王鴻緒修《明史》，所以萬斯同有機會見到清政府的機密檔案；《東莞縣誌》的主修人陳伯陶在光緒年間曾爲史館總纂，所以能見到張宸所作的《范文程傳》。我在《碧血劍》中寫皇太極接見范文程、鮑承先、寧完我，隱含此事。)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禎召袁崇煥和祖大壽進宮，見面後不問軍情，卻責問袁崇煥爲何擅殺毛文龍，問不了幾句，就喝令將袁崇煥逮捕，囚入御牢。其實在六月十六日的聖旨中，崇禎早已說毛文龍罪大，殺他「殺得好！」「不必引罪。」此時卻忽然「秋後算帳」，真是莫名其妙。

祖大壽眼見之下，嚇得手足無措，出北京城後等了三天，見袁崇煥始終沒有獲釋。崇禎派太監向城外袁部宣讀聖旨，說袁崇煥謀叛，只罪一人，與衆將士無涉。衆兵將在城下大哭。祖大壽與何可綱驚怒交集，立即帶了部隊回錦州去了。 (註：崇禎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壽疏言：「比因袁崇煥被拿，宣讀聖諭，三軍放聲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奮勇圖功以贖督師之罪，此捧旨內臣及城上人所共聞共見者，奈訛言日熾，兵心已傷。初三日，夜哨見海子外營火，發兵夜擊，本欲拼命一戰，期建奇功，以釋內外之疑，不料兵忽東奔……」祖大壽此疏當然有卸免自己責任的用意，但當時士卒憤慨萬分，自動東奔的情形也有極大可能。) 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隊，在途中得悉主帥無罪被捕，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說他們是「漢奸兵」，當然也就掉頭而回。

中國歷史上什麼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敵軍兵臨城下而將城防總司令下獄，卻是第一次發生。

崇禎見祖大壽帶領精兵走了，不理北京的防務，這一下可急起來了，忙派了內閣全體大學士與九卿到獄中，要袁崇煥寫信招祖大壽回來。袁崇煥心中不服，不肯寫，說道：「皇上如有詔書，要我寫信，我當然奉旨。再說，我本來是督師，祖大壽聽我命令。現今我是監獄裡的犯人，就算寫了信，祖大壽也不會重視。」但崇禎不肯低頭，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寫信，只是不斷派太監出來催促。後來兵部職方司郎中余大成勸袁崇煥說：「你的忠心和大功，天下皆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終須以國家爲重。」袁崇煥想到了「以國家爲重」五字，於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強脾氣，寫了一封極誠懇的信，要祖大壽回兵防守北京。

這時候祖大壽已衝出山海關北去，崇禎派人飛騎追去送信。追到軍前，祖大壽軍中喝令放箭，這時袁部將士怒不可遏，已把崇禎當敵人了。送信的人大叫：「我奉袁督師之命，送信來給祖總兵，不是朝廷的追兵。」祖大壽騎在馬上，等他過來。使者遞過信去。祖大壽讀了信後，下馬捧信大哭，一軍都大哭。祖大壽對母親很孝順，他母親又很勇敢，兒子行軍打仗，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常常跟著部隊。這時她勸兒子說：「本來以爲督師已經死了，咱們才反出關來，謝天謝地，原來督師並沒有死。你打幾個勝仗，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師，皇上就會答允。現今這樣反了出去，只有加重督師的罪名。」

祖大壽覺得母親的話很對，當即回師入關，和清兵接戰，收復了永平、遵化一帶。也即是切斷了清兵的兩條重要退路。 (註：袁崇煥獄中寫信、祖大壽接信後回師等情狀見余大成《剖肝錄》。永平即今盧龍縣，當時爲府治。)

祖大壽的母親，這位八十多歲老太太很勇敢，有傳統的忠心，說得好，她是忠勇兼全，但失於「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說得不好，是老胡塗了，以婦人之見，誤了大事，只求兒子不失忠孝之名，卻未考慮到袁崇煥的安危和國家大事。在當時處境下，崇禎唯一害怕的是清兵攻入北京，唯一可以依賴的只有關遼部隊。祖大壽接到信後，對母親的話必須當作耳邊風，回奏皇帝：

「啓奏皇上：臣所統帶兵將得知督師袁崇煥入獄未釋，聽臣宣讀督師信函後，均言以督師此時處境，只須一獄吏以拷打、火烙等酷刑，即可迫使督師書寫此信，衆人不信此爲督師真意，決不奉命。若督師親臨軍中指揮，則不僅臣所率數萬兵馬立即回師，而督師屬下未曾南下之數萬大軍，亦即星夜趕來京師，共報皇恩，出死力保社稷於萬全，爲皇上粉身碎骨。否則衆軍心寒，旦夕間一鬨而散，關遼錦寧京津宣遵，防守俱潰，臣祖大壽縱自刎軍前，以死報君，亦無濟於事矣，至袁崇煥罪行輕重，盡可於退敵之後再行查究，請聖意卓裁」云云。

以此要挾，或有可能迫使崇禎及衆大臣釋放袁崇煥，由他率兵抗敵。崇禎及朝中衆大臣是卑鄙而膽怯之小人，便須以對付小人之道對付之。等到敵兵既去，威脅解除，只有真正君子才會感恩而釋放袁崇煥。但須知崇禎決非君子！

乘對方心有所懼、有求於我之時提出條件，對方迫於形勢才有可能接受。好比綁架了對方親人，對方怕撕票，就有可能付贖金；好比騎劫飛機，當局怕殺害人質、炸毀飛機，才有可能接受劫機者的要求。祖老太太的主張，等於是綁架者先放歸綁架之人，再請求對方看在我們善待你親人的份上，如數支付贖金；又如劫機者先盡釋機上人質，再離開飛機，然後要求當局看在劫機者並未殺害人質、並未炸毀飛機的份上，答允各種條件。祖老太太固然蠢，祖大壽也同樣蠢，無怪他後來不降又降，舉棋不定，優柔寡斷。

如果這時崇禎立刻悔悟，放袁崇煥出來重行帶兵，仍然大有擊破清兵的機會。但崇禎只是一味急躁求戰，下旨分設文武兩經略。這又是事權不統一的大錯誤，大概他以爲文武分權，總不能兩個經略一起造反。文經略是兵部尚書梁廷棟，武經略是滿桂。

清兵於十二月初一攻克良鄉，得到袁崇煥下獄的消息，皇太極大喜，立即自良鄉回軍，至蘆溝橋，擊破明副總兵申甫的車營，迫近北京永定門。

申甫的所謂「車營」，是崇禎在惶急中所做的許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來是個和尚，異想天開的「發明」了許多新式武器，包括獨輪火車、獸車、木製西式槍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禎信以爲真，立即升他爲副總兵，發錢給他在北京城裡招募了數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戰車部隊。大學士成基命去檢閱新軍，認爲決不可用，崇禎不聽。皇太極回師攻來時，這個戰車部隊出城交鋒，一觸即潰，木製大炮自行爆炸，和尚發明家陣亡。

滿桂身經百戰，深知應當持重，不可冒險求戰，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戰，勢必與袁崇煥一樣，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與總兵孫祖壽、麻登雲、黑雲龍等集騎兵、步兵四萬列陣。皇太極令部屬冒穿明兵服裝，拿了明軍旗幟，黎明時分突然攻近。明軍不分友敵，登時大亂，滿桂、孫祖壽都戰死，黑雲龍、麻登雲被擒。京師大震。

這時祖大壽、何可綱等得到袁崇煥獄中手書，又還兵來救。皇太極對袁部終是忌憚，感到後路所受到的威脅嚴重，於是並不進攻北京，寫了兩封議和的信，放在安定門和德勝門城門口，取道冷口而還遼東。

皇太極匆忙退兵時，給明朝另一名將孫承宗抄後路，克復了清軍退路上的永平、遷安、灤州、遵化四城，馬世龍、祖大壽等率兵攻來，清四大貝勒之一的阿敏兵敗。皇太極既驚且怒，乘機追究阿敏的敗陣，革了他的貝勒頭銜，監禁至死，除了一個重要政敵。皇太極覺得崇禎既殺袁崇煥，又有了議和的機會，於是致書崇禎：

「邇者師旅頻興，互相誅戮，生民罹禍實甚。上天好生之德，我兩國當共體之。即我兩國之主，以戰爭之故，不遑暇逸，亦非所以自安也。言念及此，欲盟諸天地，共結和好，永息干戈，使一國子孫臣庶，奕世獲享太平。不然，戰爭何時止息？兩國何由得臻治安耶？故遣使致書議和，惟熟計而明示之。」

又致錦州的守軍統帥：

「……今我兩國之事，惟和與戰，別無他計。和則爾國速受其福，戰則爾國被禍，何時可已？爾錦州官員，其傳語衆官，共相商榷，啓迪爾主，急定和議可也。」

清軍攻至北京城下，無功而返，皇太極知道這次全軍而退，實在僥倖，久戰不利，又謀議和，崇禎仍是一貫的傲慢自大，置之不理。

當清兵圍城時，崇禎的張皇失措，不單表現在將袁崇煥下獄一事上，此外倒黴的大臣還有不少。他認爲兵部尚書王洽處置不善，下獄。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當時是很出名的。崇禎用他做兵部尚書，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說他像個「門神」，以爲門神負責守門，一定安全。當時北京人私下說，貼在大門上的門神一年一換，這個王門神的兵部尚書一定做不長久。果然不到過年，門神就除下來了。圍城時一切混亂，監獄中的囚犯乘機大舉越獄，於是刑部尚書和侍郎下獄。崇禎又「發覺」北京的城牆不大堅固，似乎擋不住清兵猛攻，其實，那時城牆就算堅固之極，他也會覺得還不夠堅固，於是將工部尚書和工部幾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獄。三個郎中兩個年老、一個體弱，都在殿上當場活活打死了。至於那個薊遼總督劉策，他負責的長城防線爲清兵攻破，崇禎將他處死，更不在話下。

當時各地來北京勤王的部隊著實不少，本來由袁崇煥統一指揮，大可發揮威力。袁崇煥一下獄，各路兵馬軍心大亂，再加上欠餉和指揮混亂，山西和陝西的兩路援軍都潰散回鄉，成爲「流寇」的骨幹。「流寇」本來都是饑民，只會搶糧，沒受過打仗的訓練，這些潰軍官兵一加入，有了軍事上的領導，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爲明朝的威脅，就從那時開始。

C．P．Fitzgerald： China，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中國文化簡史）：「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點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該書對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詳細分析，見pp．463-464。

十三

袁崇煥蒙冤下獄，朝中羣臣大都知他冤枉。內閣大學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書王來光都上疏解救。總兵祖大壽上書，願削職爲民，爲皇帝死戰盡力，以官階贈蔭請贖袁崇煥之「罪」。袁崇煥的部屬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餘口，到宮外申請，願意全家入獄，代替袁崇煥出來。崇禎一概不准。

崇禎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單憑楊太監從清軍那裡聽來的幾句話，就此判定袁崇煥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況這「羣英會蔣干中計」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臉曹操，太也可羞。這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細劉文瑞等七人，自稱奉袁崇煥之命通敵，送信去給清軍。這七名奸細交給錦衣衛押管。崇禎命諸大臣會審，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諸大臣會齊審訊，錦衣衛報稱：七名奸細都逃走了。衆大臣相顧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決心要殺袁崇煥。錦衣衛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這七名「奸細」，自然是出於皇帝的密旨。猜想起來，那御史曹永祚本來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細來誣陷袁崇煥，但不知如何，部署無法周密，預料衆大臣會審一定會露出馬腳。崇禎就吩咐錦衣衛將七名奸細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殺了滅口。

對於這件事，負責監察查核軍務的御史兵科給事中錢家修向皇帝指出了嚴重責疑。崇禎難以辯駁，只得敷衍他說，待將袁崇煥審問明白後，便即派去邊疆辦事立功，還準備升他的官。崇禎這個答覆，其實已等於承認袁崇煥無罪。 (註：錢家修《白冤疏》：「嗟嗟！錦衣何地？奸細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飛耶？總欲殺一崇煥，故不惜互爲陷阱。」其中又說：「方天啓年間，諸陽失衛，山海孤寒。當此時誰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顧？獨崇煥以八閩小吏，報效而東，履歷風霜，備嘗險阻，上無父母，下乏妻孥，夜靜胡笳，征人淚落。煥獨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難，有不得不然者耳。」崇禎批答：「批覽卿奏，具見忠愛。袁崇煥鞫問明白，即著前去邊塞立功，另議擢用。」)

兵部職方司主管軍令、軍政，對軍務內情知道得最清楚。職方司郎中 （司長） 余大成極力爲袁崇煥辯白，與兵部尚書梁廷棟幾乎日日爲此事爭執。當時朝廷加在袁崇煥頭上的罪名有兩條，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議」。所謂叛逆，惟一的證據是擅殺毛文龍，去敵所忌。袁崇煥擅殺毛文龍，手續上未必完全正確，可是毛死之後，崇禎明令公布毛文龍的罪狀，又公開嘉獎袁崇煥殺得對，殺得好，就算當真殺錯，責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爲袁崇煥的罪名。 (註：袁崇煥下獄後，毛文龍的朋友乘機要求爲毛翻案，請求賜諡撫恤。崇禎不准，說毛之死是「罪有應得」，不准以袁崇煥爲藉口而翻案。見程本直《漩聲》。)

嘉靖年間，曾有過一個類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階的主持下，終於扳倒了大奸臣嚴嵩、嚴世蕃父子。他父子入獄後，嚴世蕃十分工於心計，在獄中設法放出空氣，說別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說我害死沈煉、楊繼盛，我父子就難逃一死。三法司聽到了，果然中計，便以此定爲他的主要罪名。徐階看了審案的定稿之後，說道：「這道奏章一上去，嚴公子就無罪釋放了。」三法司忙問原因。徐階解釋理由：殺沈楊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們說沈楊二人殺錯了，那就是指責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認錯？結果當然釋放嚴世蕃，以證明皇帝永遠正確。三法司這才恍然大悟，於是胡亂加了一個「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殺了嚴世蕃。

但崇禎對於這樣性質相同的簡單推論，竟完全不顧。

至於「擅主和議」，也不過是進行和平試探而已，並非「擅締和約」。袁崇煥提出締和建議而給朝廷否決，崇禎如果認爲他「擅主和議」是過失，當時就應加以懲處，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銜，自二品官升爲從一品，又賜給他蟒袍、玉帶和銀幣。又升又賞，「擅主和議」這件事當然就不算罪行了。

這時關外的將吏士民不斷到總督孫承宗的衙門去號哭，爲袁崇煥呼冤，願以身代。孫承宗深信袁崇煥是無罪的，極力安撫祖大壽，勸他立功，同時上書崇禎，盼望以祖大壽之功來贖袁崇煥之「過」。崇禎不予理睬。

有一個沒有任何功名職位的布衣程本直，在這時候顯示了罕有的俠義精神。這樣的事，縱然在輕生重義的戰國時代，也足以轟傳天下。

程本直與袁崇煥素無淵源，曾三次求見都見不著，到後來終於見到了，他對袁欽佩已極，便投在袁部下辦事，拜袁爲老師。袁被捕後，程本直上書皇帝，列舉種種事實，爲袁崇煥辯白，請求釋放，讓他帶兵衛國。這道白冤疏寫得怨氣衝天，最後申請爲袁崇煥而死。 (註：程本直《白冤疏》中說：「總之，崇煥恃恩太過，任事太煩，而抱心太熱，平日任勞任怨，既所不辭，今日來謗來疑，宜其自取。獨念崇煥就執，將士驚惶，徹夜號啼，莫知所處，而城頭炮石，亂打多兵，罵詈之言，駭人聽聞，遂以萬餘精銳，一潰而散。」最後說：「臣於崇煥，門生也。生平意氣豪傑相許。崇煥冤死，義不獨生。伏乞皇上駢收臣於獄，俾與崇煥駢斬於市。崇煥爲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爲義氣綱常士，不失義。臣與崇煥雖蒙冤地下，含笑有餘榮矣。」) 崇禎大怒，將他下獄，後來終於將他殺了，完成他的志願。

大學士韓爌是袁崇煥考中進士的主考官，是袁名義上的老師，因此而被迫辭職。御史羅萬爵申辯袁崇煥並非叛逆，因而削職下獄。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煥詳細討論過五年平遼的可能性，因此而罷官充軍。

當時朝臣之中，大約七成同情袁崇煥，其餘三成則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張殺袁崇煥最力的是首輔溫體仁和兵部尚書梁廷棟。

溫體仁是浙江烏程 （湖州） 人，在《明史》中列於「奸臣傳」。他和毛文龍是大同鄉，一心要爲毛報仇。梁廷棟和袁崇煥是同年，同是萬曆四十七年的進士，又曾在遼東共事。當時袁崇煥是他上司，得罪過他。他心中記恨，既想報仇，又妒忌同年袁崇煥升官太快，又要討好皇帝。

崇禎身邊掌權的太監，大都在北京城郊有莊園店鋪私產，清兵攻到，焚燒劫掠，衆太監損失很大，大家都說袁崇煥引敵兵進來。毛文龍在皮島當東江鎮總兵之時，每年餉金數十萬，其中一大部份根本不運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給了皇帝身邊的用事太監和當朝有權官員。毛文龍一死，衆太監與權臣這些大收入都斷絕了。

此外還有幾名御史高捷、袁弘勛、史  十五

崇禎所以殺袁崇煥，並不只是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那麼簡單。如果是出於一時誤信，可說他只是愚蠢。《三國演義》寫曹操誤中周瑜反間計，聽信蔣乾的密報，立刻就殺了水軍都督蔡瑁、張允，等到兩人的首級獻到帳下，曹操登時就省悟了，自言自語：「我中計了！」那只是片刻之間的事。然而崇禎於十二月初一將袁崇煥下獄，到明年八月十六才處死，中間有八個半月時間深思熟慮。他曾幾次想放了袁崇煥，要他再去守遼，因此有「守遼非蠻子不可」的話，從宮中傳到外朝來。 (註：見余大成《剖肝錄》。) 既然有這樣的話，當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極的反間計。他稱袁崇煥爲「蠻子」，那是既討厭他的倔強，卻又不禁佩服他的幹勁和才能。

然而爲什麼終於殺了他？顯然，崇禎不肯認錯，不肯承認當時誤中反間計的愚蠢。殺袁崇煥，並不是心中真的懷疑他叛逆，只不過要隱瞞自己的愚蠢。以永遠的卑鄙來掩飾一時的愚蠢！

爲什麼隔了這麼久才殺他？因爲清兵一直占領著冀東永平等要地，威脅北京，直到六月間才全部退出長城，在此以前，崇禎不敢得罪關遼部隊。要等到京師的安全絕對沒有了問題才動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殺，而是不敢殺。他對袁崇煥又佩服、又害怕，內心有極強的自卑感。殺袁崇煥，是自卑感作祟。

當滿清大軍兵臨北京城下，辮子兵燒殺擄掠的消息不斷傳入耳中，崇禎心中充滿了驚恐，就像嚇壞了的困鼠撕殺同類一樣，只聽到一個毫不足信的謠言，便下令將袁崇煥投入獄中。他怕這個人的英悍之氣，怕他的蠻勁和戰鬥精神，怕他在手握兵權之際搶了自己的皇位，南宋時高宗趙構殺岳飛，這種心理也有作用；他的祖宗朱元璋殺大將李文忠、馮勝、傅友德、朱亮祖、藍玉，是怕自己死後這些大將搶兒孫的皇位。只不過比之朱元璋與趙構，崇禎更加年輕，更加缺乏才能、智慧、經驗、知識，更加暴躁多疑。他如果放了袁崇煥出獄，命他帶兵抗清守城，只證明自己的愚蠢和懦怯。越是愚蠢懦怯的人，越是不肯承認。認錯改過，需要智慧，需要勇氣，他所沒有的，正是這些品德。

崇禎在位十七年，換了五十個大學士 （相當於宰相或副宰相） ，十四個兵部尚書 （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書，像袁崇煥這樣加兵部尚書銜的不算） 。他殺死或逼得自殺的督師或總督，除袁崇煥外還有十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個兵部尚書中，王洽下獄死，張鳳翼、梁廷棟服毒死，楊嗣昌自縊死，陳新甲斬首，傅宗龍、張國維革職下獄，王在晉、熊明遇革職查辦。可見處死大臣，在他原不當是一件大事。這些兵部尚書中，有些昏憒胡塗，有些卻也忠耿幹練，例如傅宗龍，只因爲向崇禎奏稟天下民窮財盡的慘狀，崇禎就大爲生氣，責備他道：「你是兵部尚書，只須管軍事好了，這些陳腔濫調，說它幹什麼？」後來便將他關入獄中，關了兩年。

崇禎傳下來的筆跡，我只見到一個用在敕書上的花押，以及「九思」兩個大字。「九思」出於《論語》。孔子說：君子有九種考慮：看的時候，考慮看明白了沒有；聽的時候，考慮聽清楚了沒有；考慮自己的表情溫和麼？態度莊重麼？說話誠懇老實麼？工作嚴肅認真麼？遇到疑難，考慮怎樣去向人家請教；要發怒了，考慮有沒有後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時候，考慮是不是該得。這就是所謂「九思」。 (註：《論語·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人大書「九思」，但自己顯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後，得了個「思宗」的諡法，總算有了一思。

崇禎既大書「九思」，《論語》、《孟子》這種儒家典籍當然是熟悉的。袁崇煥考中進士，四書五經非熟讀不可。當袁崇煥從錦寧前線率師回援北京之時，我真希望他的幕僚或朋友能抄一段孟子的話給他看。《孟子·離婁》：「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袁崇煥援軍抵達北京城下，崇禎不體恤兵將遠來勞苦，反而對之疑忌，不准進城休息，早已「視臣如土芥」了，袁部即使不視他爲寇讎，也大可不必再爲保衛他而拼命血戰。

我九歲那一年的舊曆五月二十，在故鄉海寧看龍王戲。看到一個戲子悲愴淒涼的演出，他披頭散髮的上吊而死，臨死時把靴子甩脫了，直甩到了戲台竹棚的頂上。我從木牌子上寫的戲名中，知道這齣戲叫作「明末遺恨」。哥哥對我說，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當時我只覺得這皇帝有些可憐。

一九五〇年春天，我到北京，香港《大公報》的前輩同事李純青先生曾帶我去崇禎吊死的煤山觀光懷舊，望到皇宮金黃色的琉璃瓦，在北京春日的艷陽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禎在吊死之前的一剎那曾站在這個地方，一定也向皇宮的屋頂凝視過了，儘管這人卑鄙狠毒，卻也不免對他有一些悲憫之情。

他孤獨得很，身邊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因爲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見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議，君臣相對而泣，束手無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寫了「文臣個個可殺」六個字，給身邊的近侍太監看了，當即抹去。他在自殺之前，用血寫了一道詔書，留在宮中，對李自成說，這一切都是羣臣誤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屍體，可以將我的文武百官盡數殺死。 (註：崇禎遺詔：「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虜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也。任爾分裂朕屍，可將文武盡皆殺死，勿壞陵寢，勿傷我百姓一人。」這道遺詔，和相傳留在他身上的遺書文字稍有不同。) 可見他始終以爲一切過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爲他辦事的人。

他哥哥天啓從做木工中得到極大樂趣，依戀乳娘，相信魏忠賢一切都是對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禎卻只是煩躁、憂慮、疑惑、彷徨，做十七年皇帝，過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拼命想辦好國家大事，卻完全不知道怎麼辦才是。

皇帝是不能辭職的！

他沒有一個真正親信的人，他連魏忠賢都沒有。他沒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聽了徐光啓的勸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愛子悼靈王生病，天主沒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對天主失卻了信心。他沒有真正的愛好。他不好女色，連陳圓圓這樣的美女送進宮去，他都不感興趣而遣出宮來。

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君主被敵人俘虜或殺死的很多，在政變中被殺的更多，但臨危自殺的卻只有崇禎一人。由於他的自殺，後人對他的評價便比他實際應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於政事，後人就以爲他本身是個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說他並不真的十分胡塗，只不過受到欺矇，一切壞事都是羣臣乾的。 (註：「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只因他遺詔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殺死一個百姓，後人便以爲他真的愛百姓 （難道他十七年中所殺的百姓還少了？） 。只因他說過「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後人便以爲明朝所以亡，責任是在羣臣身上。其實他說這樣的話，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國之君。他擁有絕對的權力，卻將中興之臣、治國平天下之臣殺的殺、罷的罷，將一批亡國之臣走馬燈般換來換去，那便構成了亡國之君的條件。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專制、最腐敗、統治者最殘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爲中國數千年中最黑暗的時期之一。明朝當然應該亡，對於中國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然而袁崇煥抗拒滿清入侵，卻不能說是錯了。當時滿清對中國而言是異族，是外國，清兵將漢人數十萬、數十萬的俘虜去，都是作爲奴隸或農奴。清兵占領了中國的土地城市，總是燒殺劫掠、極殘酷的虐待漢人。不能由於後代滿清統治勝過了明朝，現在滿族又成爲中華民族中一個不可分離的部份，就抹煞了袁崇煥當時抗禦外族入侵的重大意義。正如將來世界大同之後，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國保持獨立和領土主權完整的主張。清朝比明朝好，只不過中國人運氣好，碰到了幾個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煥當時是不會知道的。

只要專制獨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運氣。袁崇煥和億萬中國人民運氣不好，遇上了崇禎。崇禎運氣不好，做上了皇帝。他倉皇出宮那一晚，提起劍來向女兒長平公主斬落時，悽然說道：「你爲什麼生在我家？」正是說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齡，都不配做掌握全國軍政大權的皇帝。歸根結底，是專制獨裁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萬萬中國人民。

在合理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下，萬曆可以成爲一個精明的商人，最後被送入戒毒所。天啓是一個精巧的木匠。崇禎做什麼好呢？他殘忍嗜殺，暴躁多疑，智力不夠，自卑感極強，性格中有強烈的犯罪傾向，在現代社會中極可能成爲一個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適當的教育與訓練，可以在屠宰場中做屠夫 （我當然並不是說屠夫有犯罪傾向） ，那也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他不能做獵人，因爲完全缺乏耐心。

後世的評論者大都認爲，袁崇煥如果不死，滿清不能征服中國。 (註：梁啓超在《袁崇煥傳》的題目上，加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的形容詞，傳中說：廣東崎嶇嶺表，數千年來與中原的關係很淺薄，歷史上影響到全中國的人物極少，只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禪宗，明朝陳白沙在哲學上昌明唯心論，成爲王陽明的先驅，而「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只有袁崇煥一人。（其實，他即使不提到康有爲與孫中山先生，也應當提洪秀全。）又說：「故袁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於中國。」康有爲在《袁督師遺集·序》中說：「若吾粵袁督師之喪於讒間也，天下震動，鬼神號泣，明社遂屋，余禍烈烈，波盪至今。嗚呼，天下才臣名將多矣，讒死亦至夥，而惻惻於人心，震惕於敵國，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實以一身之生命關中國之全局，則豈惟杜郵、鍾室、涼風、金牌之淒感也。……假若間不行而能盡其才，明或不亡。」他認爲白起、韓信、斛律光、岳飛四人被讒而死，雖令人感嘆，但不及袁崇煥事件影響深遠。) 我以爲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只要崇禎是皇帝，袁崇煥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變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趕走崇禎而自己來做皇帝，這當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專制獨裁的制度之下，權力是在皇帝手裡。

袁崇煥死後二百三十六年，那時清朝也已腐爛得不可收拾了，在離開袁崇煥家鄉不遠的地方，誕生了孫中山先生。他向中國人指明：必須由見識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來管理國家大事。一旦有才幹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權力的腐化，變成專橫獨斷、欺壓人民時，人民立刻就須撤換他。

袁崇煥和崇禎的悲劇，明末中國億萬人民的悲劇，不會發生於一個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國家中。把決定千千萬萬人民生死禍福的大權交在一個人手裡，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一切災難的基本根源。過去我們不知道如何避免這種災難，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聖主賢君，這願望經常落空。那是歷史條件的限制，是中國人的不幸。孫中山先生不但說明了這個道理，更畢生爲了剷除這個災禍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煥的時代，高貴勇敢的人去抗敵入侵，保衛人民；在孫中山先生的時代，高貴勇敢的人去反抗專制，爲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在每一個時代中，我們總見到一些高貴的勇敢的人，爲了人羣而獻出自己的一生，他們的功業有大有小，孫中山先生的功業極大，袁崇煥當然小得多，然而他們都是奮不顧身，盡力而爲。時代不斷在變遷，道德觀念、歷史觀點、功過的評價也不斷改變，然而從高貴的人性中閃耀出來的瑰麗光采，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之中，也照亮了人類歷史的道路。

魯迅先生曾寫道：「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袁崇煥，正是魯迅先生所稱的「中國的脊樑」，使我們不會失掉自信力。

歷史上有許多人爲人羣立了大功業，令我們感謝；有許多人建立了大帝國和長久的皇朝，令我們驚嘆。然而袁崇煥「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極度悲慘的遭遇，這個生死以之的「癡心人」，這個無法無天的「潑膽漢」，卻更加強烈的激盪了我們的心。

崇禎和袁崇煥兩人的性格，使得這悲劇不可能有別的結局。兩人第一次平台相見，袁崇煥提出「五年平遼」的諾言，殺機就已經伏下了。以後他請內帑、主和議、殺毛文龍，悲劇一步步的展開，殺機一層層的加深，到清軍兵臨北京城下而到達高潮。在這悲劇的高潮中，崇禎不許袁部入城是第一個波浪；袁部苦戰得勝，崇禎催逼他去追擊十倍兵力的清軍，是第二個波浪；北京城裡毀謗袁崇煥的謠諑紛傳是第三個波浪；終於，皇太極使反間計而崇禎中計。至於後來的凌遲，已是戲劇結構上的蕩漾餘波 (註：戲劇結構上高潮過後的餘波（anti-climax），通常譯作「反高潮」，似不甚貼切。) 了。

即使沒有皇太極的反間計，崇禎終於還是會因別的事件、用別的藉口來殺了他的。

我們想像崇禎二年臘月中國北方的情形：

在永平、灤州、遷安、遵化一帶的城內和郊外，清兵的長刀正在砍向每一個漢人身上，滿城都是鮮血，滿地都是屍首 (註：《清史列傳》卷三：「岳托（滿清大將，代善之子，皇太極的侄兒）曰：遼東以久不降，故誅之。殺永平人，乃貝勒阿敏所爲……六年正月，（岳托）奏言：前克遼東、廣寧，漢人拒命者誅之，復屠永平、灤州漢人。」) ……

在通向長城關口的大道上，數十萬漢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騎在馬上的清兵揮舞鞭子在驅趕。清兵不斷的歡呼大叫，這些漢人是他們俘虜來的奴隸，男的押去遼東爲他們做苦工，女的分給兵將淫樂 (註：滿清每次出兵，都俘虜大量漢人去做生產工具。這次進攻北京之役俘虜的實數無記錄，但知阿巴泰攻掠山東之役（《碧血劍》中提到的那一次）「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相信崇禎二年一役中俘虜漢人也必達數十萬，《太宗實錄》卷六：「上因問達海（奉命監守明宮太監而使反間計的五將之一）等：『是役俘獲視前二次如何？』對曰：『此行俘獲人口，較前甚多！』上曰：『金銀幣帛，雖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口爲可喜耳！』」) ……

在陝西，災荒正在大流行。樹皮草根都吃完了，飢餓的父母養不活兒女，只好將他們拋在城角的空場上，這些孩子有的在哭號，呼叫：「爸爸，媽媽！」有的拾起了糞便在吃。到第二天，這些孩子都死了。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來拋棄。做母親的看著滿地死兒，捨得把手裡的孩子拋下來嗎？但如帶回家去，難道眼看他活活的餓死 (註：《陝西通志》，崇禎二年馬懋才《備陳災變疏》：「殆年終而樹皮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安塞城西，有糞場一處，每晨必棄二三嬰兒於其中，有涕泣者，有叫號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者。」) ……

流離在道路上的饑民不知道怪誰才好，只有怪天。他們向來對老天爺又敬又怕，這時反正要死了，就算在地獄中上刀山、下油鍋也不管了，他們破口大罵老天爺，有氣無力的咒罵，終於倒在地下，再也不起來了 (註：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崇禎間有民謠曰：『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爲非作歹的享盡榮華，持齋行善的活活餓煞。老天爺，你年紀大。你不會作天，你塌了罷！』此種時日曷喪之心理，非人民痛苦至極者，寧忍出此？」) ……

在北京城的深宮裡，十八歲的少年皇帝在拍著桌子發脾氣。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斷的問太監：「袁蠻子寫了信沒有？怎麼還不寫好？這傢伙跟我過不去，非將他千刀萬剮不可。你們再去催，叫他快寫信給祖大壽！」他憔悴蒼白的臉上泛起了潮紅，眼中布滿了紅絲，不斷的說：「殺了他！殺了他！」……

在陰森寒冷的御牢裡，袁崇煥提筆在寫信給祖大壽，硯台里會結冰吧？他的手會凍得僵硬嗎？會因憤怒而顫抖嗎？他的信里寫的是些什麼句子？淚水一定滴上了信箋罷？

皇帝的信使快馬馳出山海關外，將這封信交在祖大壽的手裡。祖大壽讀信之後，伏地大哭。訊息傳了開去：「督師有信來！」

遼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數萬名間關百戰、滿身累累槍傷箭疤的關東大漢，伏在地下向著北京號啕痛哭，因爲他們的督師快要被皇帝殺死了。戰馬悲嘶，朔風呼嘯，綿延數里的雪地里儘是伏著憤怒傷心的豪士，白雪不斷的落在他們的鐵盔上、鐵甲上……

崇禎死後，因爲沒有確定的接班人，也就沒有確定的諡法，有毅宗、莊烈帝、懷帝、愍帝、思宗等諡。思宗的「思」字，不是美諡，《逸周書》的諡法解中說：「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即「眚」，意爲災害）兆民曰思（意思是「對億萬百姓造成重大災禍」），追悔前過曰思，外內思索曰思。」漢朝的王逸作過一篇楚辭，叫作《九思》，是哀悼屈原的，共有九章：逢尤、怨上、疾世、憫上、遭厄、悼亂、傷時、哀歲、守志。所說的悼亂傷時，疾世哀歲，逢尤遭厄，和袁崇煥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但崇禎寫這「九思」二字時，所想到的當然不會是王逸的「九思」。

李濟深《重修明督師袁崇煥祠墓碑》：「論明清間事者，僉以爲督師不死，滿清不能入主中原。」葉恭綽謁袁崇煥墓詩：「史筆只今重論定，好申正氣息羣紛。」注云：「近日史學家鉤稽事實，證明袁如不死，滿洲不能坐大，即未必克入主中原，故袁死所關之重，有同岳飛於宋。文天祥輩尚非其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