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 李淵起兵
【原文】
十三年，爲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將高君雅爲副①。羣賊蜂起，江都②阻絕，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③，勸舉義兵。俄而馬邑校尉劉武周據汾陽宮舉兵反④，太宗與王威、高君雅將集兵討之。高祖乃命太宗與劉文靜及門下客長孫順德、劉弘基各募兵⑤，旬日間衆且一萬，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於河東⑥。威、君雅見兵大集，恐高祖爲變，相與疑懼，請高祖祈雨於晉祠⑦，將爲不利。晉陽么長劉世龍⑧知之，以告高祖，高祖陰爲之備。五月甲子，高祖與威、君雅視事，太宗密嚴兵於外，以備非常。遣開陽府⑨司馬劉政會告威等謀反，即斬之以徇⑩，遂起義兵。
《舊唐書·高祖本紀》
【注釋】
①「郡丞」句：郡丞，官名，爲郡守屬官，輔佐郡守。武牙郎將，武官名。
②江都：郡名，在今江蘇揚州市，隋煬帝曾建行都於此。
③「太宗」句：太宗，即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唐高祖李淵次子，在位二十三年。晉陽，地名，故城在今山西太原市。劉文靜，唐武功人，字肇仁，隋末爲晉陽令，與太宗友善，共定計起兵。高祖即位，擢納言，授民部尚書。
④「俄而」句：馬邑，地名，今山西朔縣。校尉，武官名。劉武周，唐景城人，隋大業末斬鷹揚太守仁恭，自爲太守，後歸突厥，唐武德年間突厥殺之。汾陽宮，隋煬帝建。在今山西靜樂縣東北一百六十里的管涔山上。
⑤「高祖」句：高祖，唐高祖李淵（566—635年），唐王朝的建立者，在位九年遜位。長孫順德，長孫無忌族叔，李世民妻堂兄，初仕隋，素爲高祖所親厚。太宗起兵，從征累有功，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貞觀中召爲澤州刺史，爲政以德。以嚴明稱，遂爲良吏。劉弘基，唐池陽人。從高祖舉兵太原，有軍功，累封夔國公，卒諡襄。
⑥「密遣使」句：建成，即李建成，唐高祖長子，小字毗沙門，荒色嗜酒，畋獵無度。高祖即位，立爲皇太子，「玄武門兵變」爲李世民所殺，諡隱。元吉，即李元吉，唐高祖四子，小字三胡，封齊王，「玄武門兵變」爲李世民所射殺，貞觀中追封巢王，諡刺。河東，山西省境內黃河以東地區。
⑦晉祠：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懸亳山麓，爲周初唐叔虞始封地，原有祠。北齊天統年間改爲大崇皇寺，後復原名。貞觀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御製晉祠之銘，立碑於祠。
⑧劉世龍：隋大業末爲晉陽鄉長。
⑨開陽府：在今山西省臨沂縣北。
⑩徇：向衆宣示。
【譯文】
隋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爲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將高君雅爲副留守。（這時，）羣賊蜂擁而出，江都阻絕不通，唐太宗與晉陽縣令劉文靜謀劃，勸（李淵）發動起義之兵。不久，馬邑縣校尉占據汾陽宮起兵謀反，唐太宗與王威、高君雅準備集結軍隊前往征討。唐高祖命令唐太宗與劉文靜及門客長孫順德、劉弘基分頭招募兵士，十天之內募兵近一萬，（隨後，）祕密派遣使者招回鎮守河東的世子李建成、李元吉。王威、高君雅看到兵衆結集完畢，恐怕高祖生變，互相猜疑、懼怕，於是請高祖在晉祠祈雨，準備刺殺高祖。晉陽鄉長劉世龍得知後，將（王威、高君雅的計劃）密告高祖，高祖祕密做好了應變準備。五月甲子日，高祖與王威、高君雅商討政事，太宗祕密伏兵在外面，以防備突發變故，又派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告發王威等謀反，隨即斬王威、高君雅示衆，於是便發動義兵。
【評析】
《舊唐書》是五代時期官修的一部紀傳體唐史。該書完成於五代後晉開運二年（945年），至宋代歐陽修、宋祁等新撰的《唐書》問世，爲了區別兩者，故稱此書爲《舊唐書》，而稱新撰的《唐書》爲《新唐書》。
《舊唐書》編纂於五代時期的後梁、後唐、後晉三朝。其編纂歷程大致經歷了史料的搜集和史書的纂修兩大階段。
早在後梁末帝朱瑱龍德元年（921年），史館宰臣即奏請末帝下制正式搜集唐代史料。兩年後（即923年），後梁亡國，但史料搜求徵集工作在後唐時期並未中斷。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都宮郎中庾傳美被任命爲三川搜訪圖籍使，專程前往蜀地收集到自唐高祖至代宗九代皇帝的實錄及雜書千多卷。這九帝實錄對當時後唐史館「煨燼無幾」的唐代史料來說，「甚濟其闕」。明宗長興二年（931年），崔木兌核奏請「特命購求」唐宣宗以下數朝野史，得到了明宗的准可。第二年五月，史館又奏請加緊搜集「四朝」史料，並特地要求對兩浙、福建、湖廣等地頒行詔旨，加緊「採訪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以及「運朝日曆、除目、銀台事宜、內外製詞、百司沿革、簿籍」等史料。與之同時，史館工作官吏也在準備著纂修工作。但一年後，明宗去世，越兩年，後唐亡國。
現行《舊唐書》爲二百卷，其中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由於資料來源等因素的影響，該書從整體上看，是前詳後略、前密後疏。概而觀之，代宗以前有韋述等《唐書》一百三十卷爲基礎，記敘比較詳細有條理；德宗至武宗只有實錄作爲主要資料來源，記敘則剪裁不夠；宣宗之後因無實錄可依，僅靠搜訪遺文和耆舊傳言，故牴牾、遺漏、謬誤之處甚多。這種狀況，本紀、志、列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舊唐書》的本紀部分，計二十卷約三十萬字。其中高祖至代宗本紀，基本抄錄於吳兢、韋述等《唐書》的本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爲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同樣作了本紀。德宗至文宗本紀，根據相關實錄增削而成，且哪位皇帝的實錄卷數多，則其本紀篇幅也相應較大，反之則較小。武宗以下諸帝本紀，大體採用賈緯的《唐年補遺錄》，其中宣、懿、僖三宗本紀因史料不足故甚爲粗疏，而昭宗與哀帝本紀因五代距其時甚爲密切，資料採集較多，故記敘稍詳。在本紀分卷方面，《舊唐書》並無統一標準，或獨自爲篇，各爲一卷，如高祖、武后、肅宗、代宗、穆宗；或則同一皇帝本紀分爲上、下兩篇，如太宗、高宗、玄宗、德宗；或兩人合篇爲一卷，如中宗與睿宗；或將同一人分作上、下兩篇，但又將其拆開分卷，如憲宗本紀爲上、下篇，上篇與順宗合爲一卷，下篇又單獨成卷。文宗亦爲上、下篇，上篇與敬宗合爲卷十七上，下篇獨自爲卷十七下；或則各自爲篇但又合而爲卷。如武宗以下各帝即是。這種情況在列傳中也有反映，故此人們在統計《舊唐書》的卷數、篇目時，往往出現歧誤。
《舊唐書》成書以後，計爲十一志，共三十卷。其中《禮樂志》七卷，其內容記高祖至玄宗之禮儀甚詳，肅宗、代宗時近二十事，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及武宗七代禮儀約五十事，宣帝以降五帝禮儀僅五事。《音樂志》四卷，同樣以玄宗以前爲詳，肅、代以後漸至減少，自穆宗以後，有的僅存樂名，有的連樂名也不見載。《歷志》三卷，主要記錄高祖時的《戊寅歷》、高宗時的《麟德歷》和玄宗時的《大衍曆》，對玄宗以後的《至德歷》（肅宗朝）、《五紀曆》（代宗朝）、《正元歷》（德宗朝）、《觀象歷》（憲宗朝）等雖然提及，但都「略而不載」。《天文志》二卷，有的只記玄宗以前的內容，如「黃道游儀」制度等，有的則記至武宗時爲止，如「災異編年」，宣宗以後的內容，該志沒有多少反映。《五行志》一卷，所記事例分別斷至武宗「會昌」年間、宣宗「大中」年間和昭宗「大順」年間。《地理志》四卷，所敘內容，憲宗元和年間之後大多「莫可詳知」，間或有敘述至宣宗時期的文字。《職官志》三卷，以《唐六典》爲基礎，依據代宗永泰二年官品爲基準，敘述職官沿革，代宗以後，以德宗一朝的變革補入較多，宣宗以後，有關職官略有記錄。《輿服志》一卷，基本上以玄宗時期爲下限。《經籍志》四卷，僅收開元（玄宗年號）時期，即「據開元經籍爲之志」，天寶（亦爲玄宗年號）以後的撰著，雖說時人「多有撰述」，但「以後出之書」，故編纂者「小欲雜其本部」，「此並不錄」，一概歸附各人本傳之中。《食貨志》二卷，與其他各志「前詳後略」的特點有所不同，除了田制、租庸調製，其他的內容反倒以代宗至宦宗時期詳於玄宗及其以往。《刑法志》一卷，基本上表現爲一部唐代修定刑律的編年記錄，武宗以前於修定律令格式外，尚涉及到刑獄的具體內容，而敘及宣宗，僅記大中年間所修刑法書名，其內容則不著一字。總體來看，「志」這一部分，突破了趙瑩等人最初擬定的框架，尤其《食貨志》對後世修史影響較大。《食貨志》的序文與正文之間的照應史的撰寫提供了樣板。雖則如此，「志」這一部分除《食貨志》外，依然表現出前詳後略的特徵。
《舊唐書》的「列傳」，除去重複人物外，包括附傳人物共計列傳一千八百二十多人，此外尚爲周邊政權四十五人作傳。這衆多人物列傳，一是主要取材於吳兢、韋述的《唐書》。凡《唐書》有傳者，《舊唐書》即以其爲基礎，或直接抄錄，或略加刪改。故此人們從《舊唐書》的列傳中，常見有「史臣韋述曰」的字樣。二是韋述《唐書》之後的人物，大多根據實錄的內容來剪裁編排，有的則整個人物傳記照實錄全文移至《舊唐書》，或補充《舊唐書》。三是《唐書》與實錄均無記述的人物，全靠編纂者們對史料的搜集功夫了。其材料來源之途徑頗爲繁雜，諸如家史、家譜、雜史、小說、文集、口傳等。整體而論，《舊唐書》列傳這一部分，所收人物極爲廣泛，且對一些人物（包括「本紀」中的人物）的論、贊，頗有「極佳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舊唐書》）。在人物取材方面，從吳兢、韋述《唐書》中所得材料甚多，故此後人在刊行《舊唐書》時特地強調了吳兢、韋述、令狐垣三人在「作唐史」方面的歷史功績（參見楊循吉《重刻（舊唐書）序》）。
對於《舊唐書》，史家屢屢指出其史料之價值。該書編成後不及兩年，後晉亡國，所以它在對唐代史料的匯集和保存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鑑》時，即看到了它的史料價值，對唐代史事的敘述即取材此書而不用《新唐書》。然而，這本史學著作問世後，受到了長期冷遇。
早在宋代，人們就批評《舊唐書》的纂修「紀次無法」，認爲此書「不可以垂勸誡、示久遠」，故此宋代又重新編寫了一部唐史（即《新唐書》）。宋人所編的《新唐書》問世後，《舊唐書》漸至被世人束之高閣而幾不問津。
到了清朝初年，人們開始重新認識和評價《舊唐書》。顧炎武對此書曾作過客觀的評價，認爲此書的缺點是「頗涉繁蕪」，長處是「事跡明白，首尾該瞻」，不用《新唐書》「亦自可觀」。到乾隆四年（1739年），《舊唐書》終於被列爲「正史」中，並以聞人詮刻本爲底本重刊於武英殿，是爲「殿本」。至咸豐、同治、光緒時，又相繼屢有刻本。現行的《舊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即參校了前人的諸種刻本，以及前人對該書的考訂成果，並做了標點工作，成爲目前最爲通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