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英人占據香港
【原文】
義律①數索香港，志在必得，琦善當事急，佯許之而不敢上聞。至是，義律獻出所據炮台。並願繳還定海以易香港全島，別議通商章程。琦善親與相見蓮花城定議，往返傳語，由差遣之鮑鵬將事，同城將軍、巡撫皆不預知。及英人占據香港，出示安民，巡撫怡良奏聞，琦善方疏陳：「地勢無可扼，軍械無可恃，兵力不堅，如與交鋒，實無把握，不如暫事羈縻。」上益怒，詔斥琦善擅予香港，擅許通商之罪，褫職逮治，籍沒家產。英兵遂奪虎門靖遠炮台，提督關天培死之。奕山等至，戰復不利，廣州危急，許以煙價六百萬兩，圍始解，而福建、浙江復被擾。琦善逮京，讞論大辟，尋釋之，命赴浙江軍營效力。未至，改發軍台。（道光）二十二年②，浙師復敗，吳淞不守，英兵遂人江，江寧③戒嚴，於是耆英、伊里布等定和議，海內莫不以罷戰言和歸咎於琦善爲作俑之始矣。
《清史稿·琦善傳》
【注釋】
①義律：英國人。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以船務總督身份隨律勞卑來華。兩年後充任駐華商務監督。林則徐禁菸以後，他是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主要策劃者和指揮者。
②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
③江寧：今南京市。
【譯文】
英國人義律多次索要香港，志在必得，琦善被逼無奈，假裝答應了他而不敢報告皇上。到這時，義律交出所占據的炮台，並希望交還定海來換取香港全島，另外商議通商章程。琦善親自和他在蓮花城見面商訂協議。往來傳話，由差遣的鮑鵬辦理，同城的將軍、巡撫都不知情。等到英國人占領了香港，出了安民告示，巡撫怡良上奏了皇上，琦善才上奏章辯解：「香港地勢不夠險要，軍械不足依靠，兵力不算強大，如果與英國人交鋒，實在沒有把握取勝，不如暫時牽制，再作打算。」皇上非常生氣，下詔斥責琦善擅自讓出香港，擅自允許通商的罪行，撤掉他的官職，逮捕法辦，抄沒家產。英軍便搶占了虎門靖遠炮台，提督關天培在此殉難。奕山等人到後，交戰又遭失敗，廣州危急，向英軍許諾給煙價六百萬兩銀子，才得以解圍，而福建、浙江又被英軍侵擾。琦善被抓到京城，定爲死罪，不久又被釋放，命他到浙江軍營效力。還沒到浙江，又改派到軍台。道光二十二年，浙江軍隊又打敗了，吳淞失守，英軍進入長江，江寧戒嚴，於是耆英、伊里布等簽訂了《南京條約》。海內人士都將罷戰言和歸咎於琦善首開惡例。
【評析】
《清史稿》，趙爾巽主編，共五百三十六卷，計有本紀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傳三百一十六卷，記載上起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帝，下至宣統三年（1616—1919年），清朝滅亡，前後約二百九十六年的清代史事。
《清史稿》始修於民國三年（1914年）。這年春，北洋軍閥政府國務院欲循歷代爲前朝修史的成例，向總統袁世凱呈請設清史館，編修《清史》。總統袁世凱接到呈文後，非常高興。原來這位大總統正準備恢復帝制，因此，他極想籠絡清朝遺老，而纂修《清史》正是網羅這些人的絕好機會。修好《清史》，不僅可以文事飾治，同時可以換取前清遺老們對他的擁戴。於是，他欣然批准設立清史館，同時廣羅「海內通儒」，分任纂修之事。清史館址設立在東華門內。
清史館設立後，袁世凱延聘趙爾巽爲史館總裁（後稱館長）。趙爾巽欣然從命，並由他聘請組成了纂修班子。當時許多知名人士都被網羅在內。其中絕大多數爲前清達官。纂史者先後延聘的有劭動態、繆荃孫、王樹木舟、夏孫桐、馬其昶、吳延燮、張爾田、金兆蕃、泰樹聲、王式通、朱師轍等百多人。最後總理髮刊事宜的是袁金鎧，總理校勘事務的是金粱。尚有名譽聘約三百人。真正自始至終參與纂修者不過十餘人。纂修班子大體組成後，接著便商討編纂體例。此事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當時參與討論的人，有館內也有館外，包括梁啓超在內凡數十人。大抵分爲兩派：梁啓超等少數人主張創新史體裁；另一派以館內人士居多，主張仍沿用舊史體裁，大體近法《明史》，而稍有變通。最後館長趙爾巽接受了代表多數人意見的後者，確定以舊史體裁纂修《清史》。其後于式枚等人擬定篇目爲：本紀十二篇，志十六篇，表十篇，列傳十七篇。後經衆人討論，大體同意了。在編纂過程中，志、表兩類篇數未改，但篇目有所變動。如刪去《國語志》，增入《交通志》，刪去《總理各國大臣年表》，改爲《外戚表》。列傳也改爲十五篇。
之後《清史稿》的纂修，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級，從1914年到1917年，是初創階段。纂修之始，一切處於混亂狀態，編修工作沒有條例可循。人人爲戰，如同一盤散沙。館長趙爾巽雖號稱能辦事，但無史才，學術著書本非所長，尤其是不善於組織。不僅館長如此，由於缺乏經驗，即使是一些著名學者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結果造成總纂與協修各自任意秉筆，互不相下。參加撰稿的人，情況也非常複雜，不僅水平相差懸殊，而且工作態度也大不一樣，許多人懶於翻書考證，再加上無人總閱，所以撰寫出來的稿子雖多，但稿子是否能用，卻無人過問，甚至彼此互相矛盾。因此，所寫成的稿子，大多廢棄。
第二階段，從1917年到1926年，編纂工作逐漸走上了正軌。經過一段時期的雜亂無章之後，趙爾巽從工作中吸取了一定的經驗教訓。館內同仁也逐漸認識到紀、傳、志、表各目如果不專任一人以劃一體例，不足以撰述，而考核事實，裁定詳略、交流所見，更需要總纂與分纂者經常討論聯繫，以免互相矛盾。於是，對纂修人員進行了整頓，辭退了一部分人員，使纂修隊伍趨於精幹；又立專人分別負責紀、傳、表、志。這樣，纂修工作走上了正軌，大約在1920年，初稿完成。但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四朝皆不合用。於是又推柯劭態、夏孫桐再加整理。這一階段，正值時局紛亂，纂修工作受到很大干擾。首先是經費緊張，由於減薪欠薪，不少館員離開了史館；加上直、奉兩系軍閥相繼開戰，東華門時啓時閉，史館工作多停頓。一方面經費不足；一方麵館內議論不定，遂使館員散去的越來越多，最後終於全面停頓。
第三階段，從1926年到1927年，爲結束時期。清史館的全部工作停頓一段時間後，趙爾巽即向軍閥籌款，有了著落後，立即著手收尾工作。當時留館人員都很努力。原定用三年的時間對史稿修訂完畢，但才過半年，北伐軍勝利進軍，北京形勢危急，趙爾巽感到時事艱虞，更因自己已到了遲暮之年，擔心活不到書成之日。便召集館人會議，決定宣布結束纂修工作，立即付刊。
趙爾巽提出將史稿付印時，遭到了夏孫桐的反對。他認爲史稿繁雜、矛盾和錯漏之處很多，書法體例也未能劃一，不宜刊印。建議仍照計劃用三年時間，實事求是，逐加修正，縱然不幸時局有變，導致工作中斷，但修正之稿仍在，可供後來者採擇，勝過草草印成。但趙爾巽拒絕了他的意見，堅持付刊。他說：「我不能刊《清史》，難道不能刊《清史稿》嗎？」不久，趙臥牀不起，印書之意更切。這時，袁金鎧從遼陽來北京，表示願意任印書之事，趙爾巽便任袁氏總理髮刊事宜，金梁任校對，預定一年印畢。
1927年秋，趙爾巽病故，由柯劭態代理館長。柯氏因與袁金鎧、金梁意見不和，對刊印之事不願過問，交稿後不閱即交給金梁。金梁因懷有個人目的，時《清史稿》發刊更是迫不及待，他沒作細緻的校對，即倉促付印。1928年，全書出齊。《清史稿》初印一千一百部，凡五百三十六卷，分訂爲一百三十一冊。史稿在付刊時，金梁趁機偷改增刪，並私作《校刻記》。書印出後，東三省原預定四百部，金梁在未請示代館長核准發行的情況下，就將這四百部運往關外，剩下的部分仍留在館內。1929年，留館的七百部《清史稿》由故宮博物院接收。原史館人員檢閱金書，發現金梁改史稿，私作《校刻記》，於是衆論譁然，指斥金梁無恥，於是召集會議，決定將金梁偷改的部分拆換回原稿，卷首職名、金梁所作的《校刻記》以及增入的張勳、康有爲傳剔除，保持了史稿的原貌。但已運往關外的四百部無法追回。這就形成了最初的兩種版本。運往關外的四百部稱「關外本」（或「關外一次本」），保持原貌的七百部稱「關內本」。
1934年，金梁在東北再次偷印《清史稿》，這一版稱爲「關外二次本」。此版大部分依關外本，但刪去《時憲志》中的《八線時數表》七卷、《公主表序》等，增加陳黌舉、朱筠、翁方綱三傳，壓縮了《趙爾豐傳》。總卷數爲五百二十九卷。1977年出版的中華書局標點本，即以「關外二次本」爲工作本以標點、分段爲重點。凡三種版本篇目，內容不同的地方，標點本都有附註，錄出異文，以資參考。這是《清史稿》最好的一種版本，讀者利用起來也比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