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 曹操反間破馬超
【原文】
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①，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②，楊秋奔安定③，關中④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⑤擊馮詡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⑥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注釋】
①孝廉：漢代察舉官吏的科目名。孝，指孝子；廉，指廉潔的官吏。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後合稱孝廉。三國因之。
②涼州：州名。西漢置。爲漢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轄境相當今甘肅、寧夏和青海湟水流域，陝西定邊、吳旗、鳳縣、略陽等縣。
③安定：郡名。西漢元鼎三年（前114年）置。治所在今寧夏固原。轄境相當今甘肅涇川、寧縣、崇信、平涼、鎮原和寧夏涇源、隆德、固原、西吉等縣。
④關中：地區名。秦都咸陽，漢都長安，稱函谷關以西爲關中。或以爲在秦嶺以北範圍，包括隴西、陝北等地。
⑤河東：郡名。黃河在山西地作北南流向，戰國、秦、漢時因指今山西西南部爲河東；魏晉以後泛指山西全省。
⑥西河：地區名。戰國魏地。故地在今河南安陽一帶。其時黃河流經安陽之東，西河意即河西。
【譯文】
這時關中各將領懷疑鍾繇要襲擊自己，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人反叛，曹操派曹仁去討伐他們。……韓遂要求與曹操見面，曹操與韓遂的父親是同年孝廉，又與韓遂爲同輩人，曹操與韓遂並馬交談了很長一段時間，不說軍事，只談論在京都時的一些舊事，說到投機的時候，兩人拍手大笑。會見以後，馬超等人問韓遂：「曹操說了些什麼呢？」韓遂說：「沒說什麼。」馬超等就懷疑韓遂有不可告人之密。另一天，曹操又給韓遂寫信，塗改的地方很多，像是韓遂改定的。馬超等人對韓遂更加懷疑。曹操於是與馬超約定日子會戰，先用輕裝步兵挑戰，戰了很久，才使用勇猛的騎兵夾擊，大破敵軍，殺了成宜、李堪等人。韓遂、馬超跑到涼州，楊秋逃到安定，關中平定了。諸將中有人問曹操：「以前，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拖延時間而後北渡，這是爲什麼呢？」曹操說：「敵人據守潼關，如果我們進入河東，敵人一定會率領部隊把守各個渡口，這樣，我們就無法渡過西河了。所以我故意把大軍開往潼關，敵人就會使用所有的兵力，把守南面，這樣使得西河的防守空虛，這樣徐晃、朱靈二將能集中力量奪取西河，然後帶領部隊北渡黃河，敵人不能與我們爭奪西河，就是因爲有二將的軍隊在那裡啊。連接車輛，樹立柵欄，修築通道通往南方，這是既做好不可戰勝的準備，又顯示我軍力量的薄弱，給敵人以假象。渡過渭水修築堅固的壁壘，敵人來了我不出應戰，是爲了使他們驕傲，所以敵人不修築壁壘而要求割地。我順著他們答應了。我所以順從是想穩住他們的思想，不作防備。而我們則積蓄力量，突然發起攻擊，這就叫做迅雷不及掩耳。用兵的變化無窮，本來就沒有一種固定的方法啊。」起先，敵人每有一支部隊到來，曹操總是喜形於色。敵人被打敗之後，將領們問這是爲什麼，曹操答道：「關中土地遼闊，如果敵人各自據守險阻，我們征討他們，沒有一二年的時間是不能克敵制勝的。現在他們集聚到一起來，人馬雖然多，但是各不相屬，又無統一的主帥，一戰就能消滅他們，比較容易取勝，我所以很高興。」
【評析】
《三國志》爲西晉傑出史學家陳壽所撰著，主要記敘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歷史。該書是繼《史記》《漢書》之後的又一部紀傳體史學名著，與《史記》《漢書》以及《後漢書》並稱爲「前四史」，共同成爲我國古代二十五史之翹楚。
陳壽，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北）人，生於蜀漢後主劉禪建興十一年（233年），卒於西晉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六十五歲。
陳壽平生才學出衆，以蜀中文士入仕中期，故後半生仕途極爲坎坷，故此《華陽國志·陳壽傳》論其人生結局，如是嘆曰：「位望不充其才，當時冤之。」
陳壽之世，史學著述頗爲繁榮。繼兩漢傳統，其時魏、吳兩國均設有專門史官，掌管國家大事、帝王起居的記錄。在曹魏，文帝、明帝曾命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書不得成，後又命韋誕、應璩、王沉、阮籍、傅玄、孫該等共同撰作，最後由王沉獨就其業，成就《魏書》四十卷，其書固然毛病不少，如劉知幾曾說它「多爲時諱，殊非實錄」，但其中不乏原始材料。在官修之外，尚有魚豢私人撰作的《魏略》八十九卷，其書「巨細畢載，蕪累甚多」（《史通·題目篇》），但資料甚爲豐富。這些都爲後來陳壽撰著《魏志》作好了前期的資料準備工作。在孫吳，亦曾諭令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核等人撰作《吳書》，其書由韋曜獨終其業，計五十五卷。這自然也成爲陳壽撰著《吳志》的主要參考資料。至於蜀漢，雖說「國不置史，註記無官」（《三國志·蜀後主傳評》，但私人著述仍然頗多。這些著述也有可爲陳壽撰著《蜀志》的材料。當然，《三國志》的成書，主要在於陳壽本人的辛勤搜集和刻苦鑽研。
《三國志》記敘了自公元184年黃巾起義至公元280年兩晉滅吳，近一百年的歷史。全書記載的內容，包括魏、蜀、吳三國形成、發展乃至消亡的全部歷史過程。
《三國志》是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從其成書的時間來看，在所有正史中緊承《漢書》之後，所以其創作原則和方法全以《漢書》爲楷模，但不同之處在於，《三國志》僅有紀、傳，而無表、志。由於《三國志》記敘的是魏、蜀、吳三個政權的歷史內容，在中國歷史發展行程中顯示出三駕馬車的軌跡，故此在三個國家的形成、發展直至消亡的史實編纂上，陳壽獨創一格，分國各自爲史，「原始察終」，溯源導流，各自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正因有此，我們從中看到了一種與其他「正史」不同的斷限方法。整體來看，《三國志》這部斷代史，依據所敘內容，其時間所斷之限，前伸東漢後延西晉各有一定的所限，給世人一個十分明白的前因後果，其榫卯構接頗爲嚴合。在《三國志》的創作過程中，陳壽以實事求是地依據既成的歷史事實，將魏、蜀、吳三個政權作爲各自獨立的個體看待，將它們各國歷史單獨成書，以示這三個政權在歷史中的合法性——均以正朔承緒劉漢王朝。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三國體制「正朔有三」。但從整個社會的發展走向來看，這三個政權在上承下啓的過程中畢竟有所不同，故而陳壽在運筆時亦隨之而予以一定的區別。
《三國志》合讀爲一部完整的斷代史，分讀則爲三部正史化的地方史。這一特點在二十五史中是絕無僅有的。三國時期是一個政局動盪不安的時代，是一個亂世。而亂世出英雄，故此三國又是一個人才輩出、英雄並起的時代。陳壽的《三國志》只有紀、傳，專重這一時期人物及其活動的記載。全書共記載了四百三十七人的傳記。對於這麼多人物，陳壽以帝王爲綱、臣僚爲目，以政治人物爲先，其他人才爲次。與此同時，還照顧到各個人物在歷史舞台上出現的時序。因此，整部《三國志》的人物傳記的安排，是以類舍傳、依時排列。
《三國志》自撰出後，受到歷代研習者的讚譽。陳壽之世，當時諸家敘三國史事之書，自《三國志》行世而漸至湮沒無聞。陳壽去世後，晉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顳等人，上表向朝廷推薦《三國志》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司馬）相如，而質直過之。」（《晉書·陳壽傳》）北魏人崔浩認爲陳壽撰作《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庭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自班（固）、史（遷）以來，無及壽者」（《魏書·毛修之傳》）。而南朝梁人劉勰，在其《文心雕龍·史傳》篇中則說：「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惟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遼、固，非安譽也。」南宋「爲義藻思英義」的葉適，更進而認爲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力之班固，倡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回也」（葉適《習學紀盲序目·蜀志》）。至清代，著名史學家錢大昕則作如是論評：「予性喜史學，司、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爲過於范（曄）、歐陽（修）」（《潛研堂集·三國志辨疑序》）。從前人的種種評述中，可見《三國志》的寫作成就及其史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