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這篇文章節選自《漢書·食貨志》。漢文帝十二年，晁錯鑑於資財匱乏的現狀，向文帝上了一份奏摺。這份奏摺分析了資財不足的原因，也就是「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繼而提出了貴粟、固邊的政策，認爲這樣做才能保持國家富強、人民安定。
【原文】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1]，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2]。
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3]。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4]，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5]，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6]，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7]。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8]，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9]。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10]。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11]，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釋】
[1]捐瘠(jí)：餓死的和瘦弱的人。
[2]畜：通「蓄」。
[3]地著：安居在一個地方。
[4]政：通「征」。
[5]奇贏：高額利潤。
[6]敖：通「遨」，遊玩。
[7]曳縞(ɡǎo)：披著絲織長衣。
[8]乖迕(wǔ)：違背。
[9]渫(xiè)：分散。
[10]復卒：免除兵役。
[11]仞(rèn)：長度單位，周制八尺，漢制七尺。
【翻譯】
聖明的君主在位百姓就不會受凍挨餓的原因，並不是因爲聖明的君主能親自種糧食以供百姓吃食，親自織布以供百姓穿戴，而是因爲他能夠開發天下百姓的增產生財之道啊。因此，堯、禹的時代雖然曾經有過連續九年的水災，商湯時雖然曾經發生過連續七年的旱災，可是國內卻沒有餓死餓瘦的人，這是因爲積蓄的糧食豐足，事先就有所準備啊。
當今四海之內皆爲一國，土地之廣大、人口之衆多並不亞於禹、湯的時代，加上沒有連年的天災水旱，但積蓄的糧食卻不及禹、湯的時代，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爲土地尚有未被開發的餘利，民衆尚有未被開發的餘力，能生產糧食的土地還沒有完全開墾，山林湖沼的資源還沒有全部開發出來，遊蕩求食的民衆還沒有全部回鄉務農。老百姓貧困，那麼奸詐邪惡就會滋生。貧因是由於物產不豐足導致的，而物產不豐足是由於不務農產生的，不務農就不能安居鄉土，不安居鄉土就會輕易地離開家鄉。要是百姓像鳥獸一樣隨處覓食，即使有很高的城牆、很深的護城河、嚴厲的法令、嚴酷的刑罰，也是不能禁止他們的。
人受寒挨凍的時候，不是要等到有既輕又暖的衣服才穿；忍飢挨餓的時候，就不會奢求食物的甜美可口。饑寒交迫，就會不顧廉恥。一天吃不上兩頓飯就會飢餓，整年都做不上衣服就會受凍，這是人之常情。如果腹中飢餓而得不到食物，身上寒冷而得不到衣服，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全她的兒子，君主又怎能在這種情況下保有他的人民呢？聖明的君主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使百姓致力於農桑，減輕他們的賦稅，增加糧食的儲備，以充實倉廩、防備水旱之災，因此而能夠保有人民。
對於百姓，全在君主如何管理和引導他們，他們追求利益，就像水總是往低處流一樣，不選擇東西南北。珠玉金銀，飢餓時不能當食物吃，寒冷時不能當衣服穿，然而大家之所以珍視它，這是因爲君主重視它們。這類東西輕便微小，易於收藏，拿在手裡，就能遍行海內而無饑寒之憂。它們能使臣子輕易地背叛他的君主，民衆輕易地離開他們的家鄉，盜賊有了爲之鋌而走險的東西，逃亡的人則得到了便於攜帶的資財。糧食布匹，從地里生產出來，按季節成長，靠人力收穫，不是在一天內能完成的。幾石重的糧食，連中等體魄的人都挑不起來，所以不能成爲奸邪之人貪求的東西，但一天得不到，飢餓寒冷就會接踵而至。因此聖明的君主重視五穀而輕視金玉珠寶。
當今五口人的一般農民家庭，成員爲公家服役的不少於兩人，所能耕種的田地不超過百畝，百畝田地的收穫不過百石。春天耕種，夏天鋤草，秋天收穫，冬天貯藏，還得伐薪砍柴，修繕官署，供給徭役。春天不能避風沙，夏天不能避暑熱，秋天不能避陰雨，冬天不能避寒凍，一年四季沒有空閒日子可以休息；其間又有迎來送往、弔喪探病、撫養孤老、養育幼兒等諸多事情需要操持。農民已經是如此辛勤勞苦，還要再遭受水旱之災，應付緊急的政令、暴虐的管制；賦稅征斂常常沒有定時，早上下達的命令常常是傍晚就要更改。此種形勢下，手中有糧的人往往半價出賣以應急用，無糧的人不得不去借取幾倍利息的高利貸，於是就有了賣掉田地房屋，甚至賣掉子孫來還債的人。而那些商人中間，資金多的就囤積居奇，放高利貸以成倍地賺取利息；資金少的就坐在集市上販賣商品，投機取巧，獲取高額利潤。他們每日遊逛於都城集市之上，利用官府的緊急需求，成倍地翻升所賣物品的價格。所以這些人中男人不耕田種地，女人不養蠶織布，但穿的一定是有紋飾華彩的衣服，吃的一定是精米肉食；沒有農民的勞苦，卻有田間的收穫。他們憑藉自己的雄厚財富，結交王侯，勢力超過官吏，並且常常因爲利益而互相傾軋。在他們進行路程長達千里的遊覽過程中，華貴的衣冠和華麗的傘蓋前後呼應，此起彼伏，他們乘的是堅固的車子，騎的是肥壯的馬匹，腳踏著絲鞋，身披著綢衣。這就是商人兼併農民，農民流離失所的原因。如今法律把商人看得很卑賤，但商人已經富貴起來了；法律尊重農民，可農民已經變得貧賤了。世俗所尊崇的，正是君主所鄙視的；官吏所瞧不起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這樣上下顛倒，尊崇的和輕賤的相違背，卻想使國家富足、法律有效，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當今的要務，沒有比促使百姓從事農業更重要的了。要想使老百姓從事農業，關鍵在於重視糧食；使糧食得到重視的方法，在於讓老百姓用糧食來求賞免罰。現在應該號召天下人向地方官府交納糧食，讓他們可以因此而得到爵位，可以因此而贖免罪行。這樣，富人得到爵位，農民則有了錢財，糧食也可以分散到有用的地方去。能通過交納糧食來得到爵位的人，都是富裕的人；向富裕的人索取糧食，以供朝廷使用，那麼貧民的賦稅可以得到減少。這樣做正是所謂的損有餘而補不足，政令發出就能使百姓得益的事情啊！順應人民的意願，好處有三方面：一是主上的費用充足，二是百姓的賦稅減少，三是農業生產受到鼓勵。按照現行的法令：百姓能出一匹駕車的戰馬的，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駕車的戰馬，是國家的軍事裝備，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農氏的教導說：「有七八丈高的石頭城，有百步寬、充滿沸水的護城河，有帶甲的士兵百萬，如果沒有糧食，也是不能守住的。」由此看來，糧食，是帝王最重要的物資，是施行政治要致力的頭等大事。讓百姓交納糧食換取爵位，爵位高到五大夫以上，才能免除一個人的兵役，這同交納戰馬受到的益處相差太遠了。封爵位，是帝王專有的權力，出於皇上之口而沒有限制；糧食，是百姓種出來的，可以從地里不斷地生產出來。取得較高的爵位與免除罪罰，都是人們非常渴望的事情，如果讓天下的人都向邊境交納糧食，用來換得爵位、免除罪罰，不用三年，邊塞的糧食就一定很多了。
【解讀】
對「貴粟」之利和「輕農」之害的對比貫穿了全文，並透過古和今、金銀珠寶和粟米布帛、農夫的勤苦和商人的安逸等多個對比，讓人意識到「貴粟」在社會各個層面上的好處。此文通篇邏輯嚴密，文字也很有感染力，體現了晁錯嚴峻尚實的質樸特色。